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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rticle, originally written in Chinese, is a brief review of the book Art Criticism for the People - News clippings collection of Oscar Ho Hing Kay 1980-90s.)

前言：五年前我接到一項研究任務，整理關於何慶基九十年代工作的所有公開資料，包括剪報。由於其數量之巨，我在香港文化博物館和香港藝術館的檔案室裡埋頭度過了整個夏天。那時方知九〇年代的香港是藝評活躍的年代，不僅多份主流報紙上開有藝評專欄，還時見激烈筆戰。就是這份緣分牽引我寫下這篇短評。

《不離地藝評──何慶基剪報集（一九八〇—一九九〇年代）》收錄的評論大多短小精闢，常常圍繞著社會和藝術中最核心、最普世的議題，比如巨額公帑應該用在哪種公共藝術上、香港的文化認同、女性的社會地位、城市視覺文化（如民主女神像的視覺語言）、政治藝術、文化政策，今天讀來仍大有啟發。最敬佩的是，何慶基抱著真情實感書寫，堅持讓一般讀者都可以完全讀懂藝評的理念，毫不賣弄專業詞彙和深奧理論，貼近各類社會議題，所以用「不離地」來總結再準確不過。這種跳出小圈子交流的廣闊胸懷，在當今香港的藝評界並不多見。

那對於許多像我一樣的藝術界新人或者關注本土文化的讀者來說，讀這些二、三十多年前的藝評的意義又何在？


一是知往鑒今。

在甚少本地大學、中學有系統地教授香港藝術史的大環境下，何慶基書中評論的「新人事件」 [1]、「《翱翔的法國人》改名事件」 [2]、《轉變的年代——香港新一代藝術家作品展》、《九七博物館：歷史社群個人》這些側面反映香港八九〇年代「過渡時期」政治、文化生態的重要事件、展覽如今並不算為人熟知；也有文章跳出香港，評論六四、一九八九年震驚中外的《中國現代藝術展》及當時活躍的中國藝術家等，提供了寶貴的香港視角，細膩地反映出回歸前一些香港人對中國又關心又惶恐的複雜心理。梁寶山及其編輯團隊將精選文章根據主題分為五大類，再將每一類順時序呈現，十分方便新讀者理解及研究其歷史語境。

除了對重要事件和展覽的分析，何慶基當年提出的許多思維框架也非常值得參考。他曾在加拿大、美國、香港、上海等地方學習或擔任各項要職，閱歷和學術資歷都很豐富，對於藝術創作與社會環境的關係這一方面的思考尤為深刻。在《另一個社會、另一種藝術——余本、李鐵夫與早期香港西畫》一文中，他分析三〇年代由於材料昂貴、市場荒涼等因素如何限制了本地西畫創作的發展，進而指出「正因為藝術價值觀和創作模式是特定時空的產品，如果理所當然地假設一些價值觀，以為是放逐任何環境文化皆準的準繩時，往往因漠視了客觀條件的因素而對藝術工作者做出不合理的要求和不公平的評估。」在社會運動和新冠疫情雙重震撼香港的政經結構、文化生態的二〇二〇年，當世界各大藝術機構因財務困難紛紛裁員、多地政府坐視不理的情形仍在持續，何先生的文字彷彿敲響警鐘，提醒我們更加敏感地站在俯瞰歷史的角度自問：在這個時代節點，藝術家、藝術機構正如何轉型？我們如何用新的思路支持藝術工作者，如何在新媒體生態中重構藝文的價值？


二是一窺這位先驅思考者的心路歷程。

何慶基曾於一九八八年至二〇〇一年任香港藝術中心展覽總監。那時的藝術中心並不依靠透過出租展覽場地籌集自身的展覽經費，何先生及其團隊策劃的展覽層出不窮，不時因非傳統的策展手法或議題引發討論。小書收錄了數篇相關文章，有些回應各方展評，細述某個展覽的初衷（如《藝術•生活•藝術》）；有些以系統性的框架，拆解當年藝術中心數個展覽的決策思路，或預告發展路向（如《籌備展覽作為一門專業》、《藝術中心的展覽動向》）。這些文字的自省本質使其區別於軟性廣告；身為當時香港最具影響力的當代藝術展覽機構的領頭人之一，肯花精力如此開誠佈公地撰寫工作手記和洞見，與公眾分享，實在難得。

透過橫跨十來年的二十七篇精選短文，何慶基的思維轉變更是可見一斑。從一九八七年由美國回港幾年後，覺得政府不應過份參與藝術的發展，更不應花費太多金錢在藝術事業方面，不明白藝術家為什麼總是責怪政府吝嗇支持（《談藝術政策》），到九年後辭任香港藝術發展局策略發展委員會主席之際，語重心長地為藝術發展把脈（《藝展局當務之急的幾個命題》），我們看到他的觀點如何一步步受到所在生態及其個人角色的影響。有多少人能勇敢分享不同階段的心聲，又堅持筆耕幾十年，不斷打磨、完善這些觀點呢？


三是打破定式，拓展想像。

何慶基在《沒有空間——談藝評的窘境》一文提出，「文化活動畢竟始終要配合地方的文化思維（同時亦矛盾地要挑戰這思維）」。我們在抨擊各種本地文化政策、抱怨藝術發展絆腳石的同時，讀何先生的文章，會發現他拋出的種種線索能啟發我們跳出思維定式，想像香港的其他可能。充滿對話的活躍藝評圈，發聲譴責不當審查的藝術發展局——曾經有過的美好，怎麼才能復興？把玩、發展意念的悠閒空間，貼近本土、激發思考的公共藝術——當年感嘆的缺失，如今能否實現？從贊助機構大多更願意支持國際展覽而忽略本地藝術，到近年大小本地展覽依靠各種資助遍地開花——基礎結構對展覽內容的影響，我們意識到了嗎？為什麼九七回歸似乎只在視藝界激起小小水花，反送中運動的印跡又會如何沈澱在藝術史中——相通的問題，我們有答案了嗎？

最後，如果此書有續集，我希望能「同場加映」筆戰專題。雖然小書為每篇藝評整理了關鍵詞、摘要和延伸閱讀清單，並在附錄勾勒出八九十年代的藝評刊物版圖，提醒我們在那個互聯網還未普及的年代，報紙和其他紙媒如何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此書沒有收錄與何慶基針鋒相對的相關藝評，不知是否受篇幅和版權所限。記得那時有人公開批評何先生策劃的展覽，他遂以策展人的身分撰文回應；藝評人劉健威(劉霜陽)曾不時與何先生在信報上你來我往幾個回合，討論熾熱，甚至能推高報紙的銷情呢 [3]。


註:
[1] 一九九五年，放置於中環騏利大廈的英國雕塑家Elizabeth Frink的裸男銅塑《新人》（New Man）被淫褻物品審裁處裁定為「不雅」，進而被下令暫停展示，民眾愕然，引發熱議。
[2] 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外有一座由卡地亞基金會於九〇年代初贈予香港市民的雕塑，名為《翱翔的法國人》(The Flying Frenchman)，由法國雕塑家César Baldaccini創作。坊間傳聞此作品原名為《自由鬥士》(Freedom Fighter)，有向六四運動致敬的意味，但被香港市政局改名。
[3] 看黎明海（2015），〈何慶基訪談錄〉。《與香港藝術對話：1980-2014》，6，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