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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
1. 不同年份的開放工作室活動地圖、圖錄和書籍
2. 2009年工作室外的行為藝術
3. 2014年工廈走廊的行為藝術
4. 觀眾在參觀工作室期間參與創作
5. 2014年的地產宣傳單張以「藝術村」形容華聯工業中心

（圖片1.-5.由作者提供）


(Please scroll down for English version translated by Lee Wan-ling Mary.)


2001年，中大師生組織開放工作室活動，帶起工厦藝術的風潮，不少藝術家遷入火炭，形成火炭的藝術社區。火炭開放工作室活動今年巳經是第十九年了，可說是香港一個長壽的自發藝術活動。本文探討火炭開放工作室近年的活動組織模式如何有延續性地集合區內藝術家推廣藝術，形成藝術社區。筆者自2009年開始，間斷參與過這項活動十次，但不曾做過組織者；會從文獻、研究、訪問、參加者觀察等一個既近又有距離的角度嘗試探討以上問題。


開放工作室活動源起

香港工業北移，加上九七金融風暴，經濟衰退，工厦租金相對便宜；同時中大藝術系曾兩度失火，令同學的工作室空間減少，[1] 部分學生又希望畢業後可以延續創作，於是陸續有學生遷入鄰近中文大學的火炭區工厦，設立工作室。師生們有感香港的當代藝術屬小圈子活動，於是想向大眾推廣。由2001年開放工作室予圈內人士觀賞，2003年，活動以「伙炭」為名開放予公眾參觀，那時約有600人來參觀。[2] 2004年，由專責總幹事領導。之後有搭掛其他藝術機構如香港藝術館和藝穗會的大型活動做宣傳，有試過獲得商界和香港藝術發展局的贊助，也曾經成立社團和公司來運作。有紀錄最多的參觀人數是2013年的二萬人，[3] 最多工作室開放的數目是2014年的九十二個。2015年，「伙炭公司」解散，活動有區內其他藝術家承接組織，自發夾錢繼續開放工作室活動，不需要外來資助就沒有成立組織的需要，2017至2019年間，每年維持大約三十多個工作室開放，在農曆新年前舉行，每次開放兩個星期六、日，共四天。好像一個傳統，藝術家們到時候便相約一起開放工作室。火炭不是唯一有開放工作室活動的地方，在香港其他工廠區例如柴灣、觀塘、新蒲崗、鴨脷洲也有藝術開放工作室活動，但以火炭的最持久，並以視覺藝術為主。


藝術社區的形成

活動最初為何受注目？一班貧窮的年青藝術家在工厦追夢非常吸睛，開放工作室免去中介機構的權力，由藝術家直接接觸觀眾，有種挑戰權威，權力轉移，回歸根本的概念，如羅文樂說：「藝術家工作室提供了藝術品不可替代的真實與純真，這些素質令藝術品與工作室的關係有如胎兒和母親一般親密。」[4] 香港人喜歡看示範單位，看工厦藝術有獵奇成份。筆者查看歷年的傳媒報道，媒體對伙炭的介紹可以由藝術文化伸展到經濟、旅遊、城市規劃、教育、地產、親子、家居裝修的角度，幅度相當廣，成功引人注目。學生觀眾也源源不絕，活動長期受到教育界歡迎，因為可以一次過訪問多位藝術家，滿足新高中課程的「其他學習經歷」、通識科的「獨立專題探究」和一般中學大學藝術教育的課外學習要求。火炭開放工作室沒有贊助之後，減省了不少行政工作，唯向學校推廣的工作仍然維持。每次開放工作室都有不少學生參觀，其他觀眾有藝術文化工作者、一家大小、遊客。有一個熟客更做起藝術家來，學習藝術，租用工作室並參加工作室開放日，可說是工厦藝術衍生的藝術工作者。

早期的伙炭，接受很多傳媒訪問，參觀者眾，獨立自主的氣氛吸引人加入。漸漸有其他藝術院校的師生、外國藝術家、商業畫廊遷入火炭。開放工作室活動有包容的傳統，不用有人脈，不用有知名度，只要在火炭區有一個工作室／地方便可以參與，門檻頗低。作品有專業的和業餘的。藝術的範疇不限視藝，演藝和廣義的文化也有，曾經有懷舊飯堂、非洲鼓樂舞蹈學院參與，參與者自主的活動竟然有教工厦投資，可說是「無王管」，之後略有修正。2015年，開始有WhatsApp群組，有參加者質疑，飯堂是否算工作室？飯堂之後便沒有再參加。我問近年的搞手蕭愛冰有沒有拒絕過任何人參加？她說試過有位魔術師想參加，但魔術表演不屬視覺藝術而被拒絕。[5] 活動近年集中視藝，但基調都是開放的，2020年便有藝術家在迷你倉公司展出藝術品參與。

開放日所展示的視覺藝術媒介，最多是需要工作空間的陶瓷、版畫、雕塑、繪畫和裝置藝術等，亦有著重觀眾參與的社會交往式藝術，受惠於四天內有大量觀眾，可以好好實踐。例如筆者2018年有關#MeToo性暴力的作品，四天內有超過1,200名參觀者，有二百多位即時參與創作，形成一件開放多元及有各種力量在角力的作品。開放工作室濃縮的時間，集中的空間，主動的參觀者成了一個孕育這類作品相當好的一個生產場。

開放日的活動類型，有工作室製作藝術品模樣的，有像傳統展覽的，甚至有專題策劃，有創作體驗，早期有藝術家開放自己的生活空間。活動分佈在十多間工廈，初時有較多工作室集中在樓底較高、遠離火車站、租金較便宜的「華聯工業中心」，地產經紀也以「藝術村」形容華聯，該處的樓價升幅也較其他火炭工厦快。近年，較整潔的華樂工業中心有較多工作室開放。顯示「伙炭」華聯藝術村的概念消減，群聚的轉移。


活動參與人數下跌原因

活動到了頂峰之後，參加的工作室逐年減少。原因包括特區政府於2009年推出「活化工厦」政策，令工厦樓價和租金年年上升，藝術工作者已不易負擔工作室。有買家於開放工作室期間「睇樓」，再叫中介聯絡業主買工作室，藝術工作者被迫遷。[6] 藝術工作者可能因為這個原因不願開放工作室。開放工作室是否導致火炭士紳化？開放工作室的數目佔火炭區整體工厦單位數目比例仍算少，根據規劃署《2014年全港工業用地分區研究》，火炭工業區的工厦單位總數約7,675間，[7] 曾經開放的才不到一百間，影響力不算大。

參與開放工作室的數目減少，也和沙田地政處的巡查有關。2016年工厦大火[8]，政府加強巡查工厦。火炭最大規模的巡查相信是在2016年年尾，超過二十間工作室收到要求巡查的信，包括我。那一年我太忙，沒有參與開放工作室，原來沙田地政處根據2015年的「伙炭地圖」巡查。多間工作室的藝術家們連結一起互通訊息。之後雖然沒聽聞有火炭工作室出問題，但開放初期的「上下格床」、「打麻將」情景不再，願意開放的工作室數目，逐年下跌至近年的二十間。偶然遇見在工作室通宵工作留宿的年青藝術家街坊，他們都表示不願開放工作室，怕政府「放蛇」。開放活動的主要參與者亦由剛畢業的年青人變成中年藝術家。另外，近年藝術家接觸觀眾的途徑多了許多，實驗藝術空間，公共藝術遍地開花，導致開放工作室的參與者減少。

活動組織模式的探索

參與的工作室雖然減少，活動仍有持續性，參觀者人數也不少。開放工作室組織模式有助維繫藝術社區。伙炭最初主要由中大師生組織，由朋友關係維繫，之後規模擴大，自2007年起，連續六年獲得地產商贊助，報章稱地產商贊助伙炭為日後競投保育項目鋪路。[9] 據伙炭前主席周俊輝分享：「贊助關係當中的爭論，分歧在於目標觀眾設定、集團對火炭形象與宣傳品是否過度干預、贊助者與主辦者的角色混淆、贊助形式等問題。」[10] 贊助關係於2012年結束。伙炭又曾於2013年獲政府二百萬資助 [11]，涉及不少行政工作，例如提交報告、處理單據、聯絡等，對於熱愛創作的藝術工作者們並不易為，甚至不勝負荷。2015年資助終止，伙炭作為有限公司停止運作。 [12] 之後一班熱愛推廣藝術的火炭藝術家接手，她們行動力強，減省行政工作，宣傳工作可大可小，場刊可有可無，在短時間之內接續搞下一屆（2016年）的伙炭，2017年易名為「火炭藝術工作室開放日」。由2017至2020年，每屆都是區內藝術家們夾錢組織，沒有贊助，少一堆繁文縟節，經費不用多，每個工作室只需付$500，共一萬元的經費已可達致收支平衡。沒經費反而增加了各單位的參與，更多義工出謀獻計，分擔行政工作。前火炭工作室開放日義務籌委蕭愛冰認為「火炭可以有骨氣不用依賴政府資助，其實不用金錢都可以發揮我們火炭友大家合力精神！」。[13]




2007年小巴車身廣告 (圖片由作者提供)




2018年的「自助」宣傳品 (圖片由作者提供)


有人組織也要人參加。要維持一個工作室，租金並不便宜。以前藝術家工作和居所兩用，才可以負擔，現在怕巡查，大抵不可以再這樣。繼續參與開放工作室的大部分有全職工作，只能當兼職藝術家。他們雖然不是全職，但是作品都有專業水準，臥虎藏龍，不要小看這份力量，加上其他全職藝術家，可維持開放工作室年復年舉行，不靠商業機構和政府，靠的是自我支持和義工力量。Chartrand & McCaughey講述當代藝術有不同部分，較明顯的有純藝術、商業藝術和業餘藝術，[14] 純藝術可產生知識，商業藝術可產生利潤，業餘藝術則為自我實現。業餘藝術成為抵抗香港功利掛帥價值的一股力量。陳育強教授說：「社會上單一價值的獨裁，直接壓抑了其他價值觀的發展與生存。[15] 筆者在大學任教，親耳聽過不少學生為錢途選修不適合自己的科目。這兩年（2019-2020），我在火炭開放日期間組織「大C承傳」師徒形式的教育計劃，初時以為會吸引市民當興趣班來報讀，較特別的是吸引了一群曾為生活放棄藝術的人，有退休阿伯，沒時間創作的藝術教師，以藝術療傷的病友。他們都相當認真，要求交一份功課，有位同學交五份；作品情感真摯，有同學在評賞課感觸落淚。可能一些人不能理解，為何要對社區街坊藝術活動那樣認真？那內在的精神需要原來可以很強大，是一股不容忽視的當代藝術支持力量。火炭開放工作室示範了一種藝術家自發獨立追夢的模式，每年都有藝術家退出，有人加入，那創作的一團火看來還未熄滅，使活動得到支持延續下去。


火炭為何仍可以凝聚藝術家？

現在香港創作和展出的機會很多，那火炭為何仍可以凝聚藝術家？一來，火炭藝術的品牌經歷年組織者們的努力已建立起來，藝評人梁展峰形容已是「景點」。[16] 二來，開放工作室容易參加，不用靠關係，不應酬交際的，均可跳出跳入，隨時參加。藝術家各自為政，但有事也會互相幫忙。那開放的決策模式，又可以加強個體的參與感。當年組織「伙炭」，有搞畢業展的影子，一起開大會共商議事，奠定民主開放的傳統，現在得力於通訊軟件，參與更容易。每年的開放工作室活動都會成立一個WhatsApp 群組，討論重要事務，例如2019年群組熱烈討論2020年的海報：矇面吶喊的灰黑色海報回應社會運動，有壓迫感。藝術家們的意見兩極，有支持設計師，覺得要尊重創作，有覺得要保持政治中立。後來海報演變成空白開天窗，由各單位自行加內容，算是得到了共識。沒有開放工作室的日子，就回到日常生活。群組內會張貼工作室徵求和放租，徵送展覽物料，交換區內情報，分享藝術活動消息，討論藝術時事等。加上之前也共患難過，一起面對巡查，慢慢建立起社區感，不只是共同參與一個活動而已。




2020年「火炭藝術工作室開放日」開「天窗」海報。



藝術社區的不同板塊

曾經有估計火炭區內約有400名藝術家，[17] 2019年有三十三個工作室開放給公眾參觀，算是該年區內最大型的藝術活動。區內也有其他藝術活動，有些工作室在別的日子開放，有藝術家只開放工作室給圈內人，或招呼一些海外策展人。有飯堂沒有參加工作室開放活動，聯合其他區的飯堂搞手作市集和文化藝術活動。較有規模的是「Artists Co-op」，她們介紹自己是「『伙炭』藝術工作室社群的一份子。」，相信凝聚藝術家可以帶動本土藝術。[18] 她們既有參加工作室開放日，開放自己的單位，也定期舉辦藝術講座、藝術野營及海外交流活動。2018年主辦「火炭約」計劃，夥拍「香港設計中心」，聯繫火炭其他藝術家舉辦展覽、展銷、文化遊社區活動。2019年Artists Co-op取得位於沙田圍的「沙瀝角落」，一個佔地六萬平方呎的橋底空間，將成為藝術中心。[19] 可見由開放工作室群聚的社區，衍生不同的藝術活動，形成社區的不同板塊。


政府的角色

火炭藝術社區已形成，如何走下去？陳茂波2008年曾經到訪伙炭，他在報章專欄說，參觀過後覺得「心裡有點不安，他們（藝術家）的工作條件實在太差了」，建議政府可以「分層甚至整棟買（工厦）下來，加以整修，然後租給這些artists。」「更多artists聚在一起，便更多交流和激發創意，又方便市民來參觀，周末多了一個好去處，學生來學習觀摩又容易，提高了作品展覽的機會，一舉多得。」[20] 政府可以用不同手法支持藝術，John Pick説文化政策有三種：一、條例式（Prescriptive）；二、記述式（Descriptive）；三、反應式（Reactive） 。 [21] 條例式控制所有，不利創意發展；記述式紀錄現有文化藝術，傳遞知識，不定新目標和新制度，不干預藝術，任由藝術自由發展；反應式只回應業界有需要幫忙的部分。而怎樣回應也可以有不同方法，據Chartrand & McCaughey政府支持藝術的方法有四種：一、促進者（Facilitator）：制定一些有利藝術發展的法制政策；二、贊助人（Patron）依靠一些例如香港藝術發展局的藝術圈精英委員去推薦一些藝術家；三、建築師（Architect)，由官僚通過文化部制定一些大部分藝術家都有份的福利政策；四、工程師（Engineer) ，政府只支持官方口徑的藝術。[22] 各模式各有利弊，政府多數會混合使用，但通常限制愈少，創意愈多。


自我組織

火炭的藝術社區是自然生成，太著力的規劃，如上述的條例式和工程師做法，會壓抑活力，不利創意發展。火炭工作室開放日的優勝之處在於難於干預，分散於各工廠大厦內的私人單位，主辦方很難去管。這樣正好讓每個藝術單位發揮自己的獨特性和生命力。 羅文樂於2008年已提及自我組織的方法：「我認為這個（伙炭）初型非常接近於丹麥藝術家Jakob Jakobsen 及其伙伴提倡的自行組織（self-organizing）。這概念不同於傳統藝術機構（如： 各大畫會、1a space等）由機構的中心系統作思想組織的主導，反而是由個別的參與者自行聯絡計劃，讓有興趣的人一起討論和參與。即是說，不以機構（institution）為中心，而是以個別計劃為中心的一場組織活動；同時參與者之間自然地建立起伙伴關係，形成一個暫時性的社區（community）。」[23]

自動自覺最有動力，前籌委蕭愛冰說「我們強調不要資助，免去繁複的工序和行政工作，以最經濟的方法推動藝術，平日把心思放在創作上，不斷提升自己的水準。」[24] 2016年起，活動回歸火炭最初由大家夾錢做宣傳、去建制的組織方法，不同單位的藝術家負責聯絡、財政、宣傳、紀錄工作，例如2019年由「玲山工作室」的王玉玲負責對內聯絡及公眾導賞團，「光效研究室」的阿水營運社交平台、對外聯絡和平面設計，「Artist''s Den」的陳韞麗做財政，「藝舍」的賴志剛製作網站，「十三吉祥工作室」的太歲的Dio Channel拍片訪問工作室，協助外界認識區內藝術家。重要事項則在WhatsApp 群組討論，決策透明，財政報告都是公開的，大家有平等的參與。

三十三個參與的工作室，各自組織自己的活動，工作室之間又有合作。除了展示自己的藝術品之外，玲山工作室與Artists Co-op展出巴西旅英藝術家Genna Naccache拍攝女子監獄照片的交流活動，藍獅子工作室有「黑武士+管弦樂團攝影示範」，也有讓參觀者參與的，例如象舍的沙畫書法、藝舍的拉坯創作體驗，光效研究室的新媒體互動裝置等。筆者也嘗試做社區藝術和師徒式教育實驗，用了上述的「反應式」方法去回應社群的需要和「贊助人」方法去支持社區。見火炭藝術社群中比較多老師，又多學校到訪，有做教育活動的潛質，於是向香港藝術發展局申請資助，2019年組織「大C承傳」師徒式的免費教育活動，大C不是大師，C是創作（Create），聯繫區內外藝術家（Connect），協作（Collaborate )的意思。結果在開放工作室的藝術家之中，約三份一參與，收到八十多份學生申請，每位導師教授兩至五位學生，撮合了十位導師和三十多位學生，反應算不俗。藝術家們都有教學經驗，對個別學生因材施教，又集合老師和學生們一起上作品評賞課，深化藝術討論。可以想像成類似武林大會似的，不同派別的老師們爭論藝術的評論準則，徒弟們「比武」卻沒有殺氣，反而互相鼓勵，探討藝術的可能性。老師和同學都很認真，期間香港局勢動蕩，卻只有幾位同學或私人理由或向其他方向努力，退出計劃，大家對展覽都很認真。活動有資深也有新晉藝術家，為開放日帶來新鮮感；橫跨兩年可確保來年有十位藝術家參加開放工作室活動，以保障活動的延續性，支援開放工作室場地管理和導賞團，分擔工作。

以上可見區內藝術家們自動走位，互相幫忙，各自組織活動，豐富開放日，這是一種從下而上的自由開放模式。2019年的反修例社會運動得到廣泛關注，許多文化藝術活動都取消或延期，區內藝術家決定因應時勢繼續舉行。他們自訂內容，自付盈虧，可以最後一刻才決定展示甚麼，可以回應或不回應時事，不需要交提案，也不需要誰批准，向誰交待，大家只是夾錢做宣傳，沒領袖，沒有誰可以代表誰，互不干涉，自己負責自己的工作室，這樣比一般建制機構更有彈性，享有更大的創作自由。


自我支持

這個藝術家主導、自我支持的藝術社區活動模式就是重回伙炭開始時的組織方法，現已延續了五年。和牛棚、PMQ、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的模式不同，沒有第三方管理，比較藝術家本位。不過，沒有具代表性的組織，比較難以在政府政策上發出較有力的聲音。前伙炭董事會主席周俊輝，與工廈藝術家關注組和香港文化監察成員對活化工廈政策和過時的工廈條例作出有力的批評，為保障工廈藝術生態作出不少努力，政府宣佈工廈單位2019年2月1日起可免申請豁免書改作藝術工作室用途，相信與他們的努力有關。而現在去大台，靈活組織活動的模式，是由這個時地人脈絡自然發展而成，得到比較多支持，可算是時代的反照。


註:
[1] 1997年1月7日，油畫室發生火警。見蘇芳淑著：《與藝同行五十年（ 二）》（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藝術系，20 07），頁113；以及林東鵬的紀錄：http: //www.lamtungpang.com/writings/files/

d6af0c4ff5d4cd37a535cc595f9371ba-11.html。

[2] 周俊輝著：〈伙炭，火炭人〉，載《伙炭藝術工作室開放計劃2014》，2014年。頁2。

[3] 同上。

[4] 羅文樂著：〈伙炭一百問〉，載《FAIR ENOUGH》網誌。2008年1月22日。檢索日期：2020年5月11日。

[5] 筆者於2020年4月25日訪問蕭愛冰。

[6] 梁靜雯著：〈十零零四樂遊團〉，載《伙炭藝術工作室開放計劃2011》，2011年。頁36。

[7] 規劃署：《2014年全港工業用地分區研究》，2015年9月25日。附錄3.1。檢索日期：2020年5月11日。

[8] 相關新聞報導見：https://hk.appledaily.com/local/20160622/G5C26Q5HK3F3CSVIME2AGP74KM/。

[9] ＜灣仔稱雄 富豪第二代重建舊區變黃金地＞，載《星島日報》，2009年7月5日。頁Z02。

[10] 周俊輝著：〈伙炭，火炭人〉，載《伙炭藝術工作室開放計劃2014》，2014年。頁3至4。

[11] ＜港活化工廈 貴租迫走藝術家＞，載《香港經濟日報》頁A14，2013年5月21日。

[12] ＜八方人物：藝術家搞工作室盼「消歎」遇知音＞，載《蘋果日報》頁A13，2018年03月13日。

[13] 筆者於2020年5月18日訪問蕭愛冰。

[14] Harry Hillman Chartrand and Claire McCaughey, ‘The ARm’s Length Principle and The Arts: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M.C. Cummings Jr & J. Mark Davidson Schuster (eds.), Who''s to Pay? for the Arts: The International Search for Models of Support, American Council for the Arts, N.Y.C, 1989. Web 11 May, 2020.

[15] 陳育強著：〈高地價政策與香港藝事〉，載《伙炭藝術工作室開放計劃2012》，2012，頁104。

[16] PEP, Nothing’ Steady編：《伙炭一百問》，2008年。頁56。

[17] 周俊輝著：〈伙炭，火炭人〉，載 《伙炭藝術工作室開放計劃2014》，2014年。頁2。

[18] Artists Co-op: 〈關於〉，載《臉書》，檢索日期：2020年5月11日。<https://www.facebook.com/pg/ArtistsCoopHK/about/?ref=page_internal>

[19] 沙瀝解密: 載《臉書》，檢索日期：2020年5月11日。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2981966288528191/>

[20] 陳茂波著：〈結連 遊走 多角度〉，載《香港經濟日報》頁C14， 2008年1月16日。

[21] Pick, J., Ajala, R., & Anderton, M. H. The arts in a state: A study of government arts policies from ancient Greece to the present. Bristol: Bristol Classical Press. 1988. Page 97-111.

[22] Harry Hillman Chartrand and Claire McCaughey. ‘The ARm’s Length Principle and The Arts: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M.C. Cummings Jr & J. Mark Davidson Schuster (eds.), Who''s to Pay? for the Arts: The International Search for Models of Support, American Council for the Arts, N.Y.C, 1989. Web 11 May, 2020.

[23] 羅文樂著：〈伙炭一百問〉，載《FAIR ENOUGH》網誌。2008年1月22日。檢索日期：2020年5月11日。http://mmk-fair-enough.blogspot.com/2008/01/

[24] 陳麗斯著：〈自由藝力聚火炭〉，載《星島日報》頁P01， 2018年1月25日。



原文刊於〈香港視覺藝術年鑑2019〉，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於202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