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views & Articles

倫敦泰德現代藝術館現正舉行《畢加索1932 - 愛情．名聲．悲劇》，應是該館暑假的重頭戲，門前掛上報刊評論給予五星評級的讚揚，搞展覽看來越來越像搞百老匯式宣傳。

從策展角度看，這展覽的構思頗特別，只集中畢加索1932踏入50歲那年的創作。策展內容經細心研究，展品以月份的發展來鋪排。基本問題是，為什麼選擇1932年？展覽副題交待了原因。首先是「愛情」，因為這年畢加索又另結新歡，拋棄曾深愛的 Olga Khokhlova，換上當時年僅22的 Marie-Therese Walter。「名聲」是這年畢加索名氣續升，首次在巴黎舉行大型回顧展中證實，創作上成名令畢加索更需證明自已的卓越，以與勁敵馬蒂斯一爭武林盟主地位。至於展覽所提及的「悲劇」，是指畢加索關注到法西斯主義在歐洲的興起，同年年底的作品，開始浮現悲觀色彩。不過這三論點都不能令人信服。

我對畢加索的私人愛情生活興趣不大，除非這愛情對他的創作有重要沖擊。大男人畢加索換戀人/玩物是等閒事，作品鮮有展示半點拋妻棄子而的內疚。少數作品如 Olga 的畫像，罕有地展現出情愛，大部分作品顯示的，只是換了用作把玩形式的模特兒兼性愛對象。這裡不是對畢加索的私人生活作道德批判，只是要說，除了是換了模特兒外，新戀情對畢加索藝術上的沖擊不大。畢加索中後期的作品，女性大都是洩慾和引導創作的工具，反而晚年的版畫，會流露自已對女性粗暴的內疚。

至於畢加索的名成利就和暗地與馬蒂斯的競爭，也不是始於1932年。舉辦首個大型回顧展對其身份提升有象徵意義，但也反映出策展人的思維，就是用搞大展覽和作品的銷售來量度藝術成就。至於因為感覺到法西斯的興起而作品出現沉鬱，究竟有多大影響需要進一步引證，況且當時整個歐洲前衛藝術圈都彌漫那悲觀感覺，部份如德國表現主義藝術工作者，比諸畢加索的作品，他們的表述更為鮮明直接。加入這議題，是要為展覽帶出更深更闊層面，但卻顯得勉強。

反而展覽讓我看到，畢加索作品可以相當差劣。畢加索創作的爆炸力很強，隨時一觸即發。但有時候也變得放任，這其實是創作的正常情況，重要的是衝動創作過後知道如何篩選。展覽有不少粗梳作品，策展人甚至代畢加索自豪的強調，有些大畫是一天之內畫成的，好像用以引證他確是大天才，而忽略了這也可以是個缺點：因自信變得馬虎。反而畢加索雕塑的水準較穩定，相信是因為陶瓷或金屬等雕塑，需要較長較慢的程序，迫使他能更專注的慢下來。

畢加索曾創作極卓越的藝術，其現代藝術大師的地位毋庸置疑，但和其他藝術工作者一樣，也有差劣作品，實不用把他放上神壇朝拜。因為他重要，不表示任何事情對其創作都有獨特創作意義，例如其愛情生活，將他與情人和藝術創作浪漫地串連起來，更利用市場的認同，把其地位神化，而放棄了批判的能力。

看《畢加索1932 - 愛情．名聲．悲劇》展覽，最令我感興趣的，不是畢加索的作品，而是究竟我們怎樣的看畢加索。


原文刊於《立場新聞》2018年7月3日
This review was first published in Stand News, 3 July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