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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卓思穎個展「每每」及「勾犀科實」張康生與楊德銘對談展
Phoebe WONG
at 7:07pm on 25th May 2015
圖片說明：
1.《正等待下一輪》，卓思穎的錄像作品。圖片提供：卓思穎
2.《如果那刻來了》，卓思穎的錄像機械裝置。玩劍球的錄像藏在玻璃木窗內，劍球的卜卜聲，似化作氣流，僅能將玻璃窗衝開一條窄縫，打開了又關。圖片提供：卓思穎
3.《勾犀科實》的展覽現場，藝術家兩人的作品混在一起展示。左方為張康生的作品，右方為楊德銘的作品。圖片提供：張康生
4. 張康生作品，實色「字」圖，遠看是圖，近看是字，可層層疊疊成團塊，無從閱讀。圖片提供：張康生
(This article, originally written in Chinese, is a review of the exhibitions ‘Chloe Cheuk: Every Every’ and ‘Outside Forces: Conversation Exhibition by Enoch Cheung and Paul Yeung’.)
2012年在城大創意媒體學院畢業的卓思穎，藉錄映太奇的FUSE駐場計劃，創作新作，二月中在牛棚展出了三件錄像和電子動力裝置作品。展覽題目「 每每」，加上短片循環播放的設定，藝術家要帶出的是「同樣的事情不只發生一次，我們的生活常常陷入不斷回旋，卻無甚進展的死胡同之中」的無力感。
在黑乎乎的展場迎接觀者的，是錄像作品《正等待下一輪》。座地的3呎半乘6呎木板上，錄像投映分為四格，每角畫面是不同的馬路場景。卓思穎把攝影機放置貼近地面的低角度，去捕捉巴士站停下來的大車轆，高頻剎車聲聲聲入耳。每角畫面只能見到停下來的部分車轆，一個視覺上完整的碩大車轆偶爾才會現身。「藝術家在運動清場後重返街頭二十多天，紀錄每個車輪完全遮蔽馬路上遺留下來的抗議痕跡。她利用車輪把佔領區重新連接，不斷地重組，然後再度分離。」
從展場深處，不時會傳來清亮的卜卜聲及開關玻璃窗的啪動聲，攪混著馬路的轟鳴聲浪。劍球與玻璃窗，風馬牛不相及，可這些是藝術家抽取個人經歷轉化而並置起來的。卓思穎佔中期間在夏𢡱村過夜，碰巧上玩劍球的；而示威者衝擊立法會，撞破玻璃門的晚上，她在不遠處。玩劍球的錄像藏在玻璃木窗內，影像䑃朦朧朧的，而劍球的卜卜聲，似化作氣流，僅能將玻璃窗衝開一條窄縫，打開了又關。名為《如果那刻來了》的錄像機械裝置，把劍球能跳出窗外的幻想作為希望的寄寓，可是，現實只有復開復合的徒勞。
掛在牆壁的作品《暴曬》，投射在長鋼管上的，是卓思穎從灣仔富德樓工作室向街下拍攝到的示威遊行隊伍──示威者是糊成一團的。水滴經電子裝置「從天而降」，滴到加熱的鋼管上，瞬即隨吱吱作響的聲音蒸發，那彷彿是飽受烈日煎熬的示威者的呻吟。
每個作品營造的盡是張力、不安氣氛及壓迫感，表露藝術家在後佔領的鬱悶與不安。當中，各種聲音佔主導位置，引發作品的生成。其實，卓思穎亦是聲音掏腰包 (Sound Pocket)「藝術家支援計劃」2014/15年度的受助藝術家，透過探索聲音，探索世界，在藝術路上前行。卓思穎探索聲音表達情緒的嘗試，雖然此刻停留在聲音的象徵層面，卻已為她的創作打開一扇不一樣的門。
光影作坊的「藝術家與攝影師對話系列」第五回展覽，展示張康生與楊德銘﹝兩人都是七十後﹞在過去半年時間多次對談的成果：「勾犀科實」。「勾犀科實」，摸不著頭腦，看到英文Outside Forces，才恍然大悟，玩的是廣東話諧音。暗號式展題在佔領的語境，是兩人向無法證實卻言之䥣䥣的指控──雨傘運動是外部勢力滲透下產生的──挑機。然而，擴大點看，他們認為「勾犀科實」也未嘗不是藝術家與藝術外部──即社會──不得不思考的關係。
在不大的光影作坊展場，兩人的兩組作品混在一起展示﹝不設展品說明﹞，彼此對話與扣連。張康生一組11幅的藍、黃色「字」圖，遠看是圖，近看是字；材料元素全是從網絡流通﹝舖天蓋地的、不管消化與否便轉發﹞的新聞圖文而來。文字及其意思，在重重複複層層疊疊成團塊，無從辨認，因而自我消解；然而圖像還是iconic 的，模模糊糊中仍能判別，有掛上「我要真普選」的獅子山，有學運領袖黃之峰，也有在摧淚煙霧彌漫中高舉雨傘的無名者......。一張張字圖樸素地釘在牆上，四角上的兩吋鐵釘，粗暴地躍紙而出。
從事新聞攝影多年的楊德銘，漸漸產生探索虛構與紀實辯證的念頭；他在「藝術家自白」中，有這樣一則照片故事：「心理學家金柏利．瓦德（Kimberley Wade）在2004年完成了一項心理實驗：瓦德邀請被訪者談談自己兒時的記憶，事前則要求被訪者的家人暗地裡把幾張他兒時的照片交到研究所。研究人員把部份照片修改過，將被訪者的影像放在他從未到過的地方，然後逐張照片與他對談，讓他談談照片中兒時的經歷。研究結果發現，在為期三星期的實驗裡，至少有一半的被訪者，即使面對著被修改過的『虛構照片』，最終仍然能慢慢『回憶』起照片內小時候的『經驗』。」
楊德銘製作了一系列九件採證樣本，九玩考證。採證樣本裡的件文件有圖片、文字和實物，都給編了號。遺下的白手套（旁邊放置比例尺）、破洞玻璃模型、保鮮膜、戴上防毒面罩的年青人照片、野營帳篷新聞照、閉路電視……等等，都似有明確指向；可配上無喱頭的文字，事件「重組」來個急轉彎。「一九六六年六月，毛澤東在『滴水洞』與世隔絕十一天，社會上曾一度眾說紛紜，傳得沸沸揚揚。的確，毛澤東在這『西方山洞』的十一天，是他思緒最複雜的十一天，也是迷一般的十一天。」參觀展覽的看到這段話，誰不會在一頭霧水之際漾開一朵微笑？
展覽用懸案考證為借喻來展開，無論是張康生眾聲喧嘩的字圖拉鋸，還是楊德銘對考證本身──甚麽是真實──的叩問，兩人恣意進行的「創意寫作」(張康生語)，無不是對現實所包含的荒誕發生了興趣。
1.《正等待下一輪》，卓思穎的錄像作品。圖片提供：卓思穎
2.《如果那刻來了》，卓思穎的錄像機械裝置。玩劍球的錄像藏在玻璃木窗內，劍球的卜卜聲，似化作氣流，僅能將玻璃窗衝開一條窄縫，打開了又關。圖片提供：卓思穎
3.《勾犀科實》的展覽現場，藝術家兩人的作品混在一起展示。左方為張康生的作品，右方為楊德銘的作品。圖片提供：張康生
4. 張康生作品，實色「字」圖，遠看是圖，近看是字，可層層疊疊成團塊，無從閱讀。圖片提供：張康生
(This article, originally written in Chinese, is a review of the exhibitions ‘Chloe Cheuk: Every Every’ and ‘Outside Forces: Conversation Exhibition by Enoch Cheung and Paul Yeung’.)
2012年在城大創意媒體學院畢業的卓思穎，藉錄映太奇的FUSE駐場計劃，創作新作，二月中在牛棚展出了三件錄像和電子動力裝置作品。展覽題目「 每每」，加上短片循環播放的設定，藝術家要帶出的是「同樣的事情不只發生一次，我們的生活常常陷入不斷回旋，卻無甚進展的死胡同之中」的無力感。
在黑乎乎的展場迎接觀者的，是錄像作品《正等待下一輪》。座地的3呎半乘6呎木板上，錄像投映分為四格，每角畫面是不同的馬路場景。卓思穎把攝影機放置貼近地面的低角度，去捕捉巴士站停下來的大車轆，高頻剎車聲聲聲入耳。每角畫面只能見到停下來的部分車轆，一個視覺上完整的碩大車轆偶爾才會現身。「藝術家在運動清場後重返街頭二十多天，紀錄每個車輪完全遮蔽馬路上遺留下來的抗議痕跡。她利用車輪把佔領區重新連接，不斷地重組，然後再度分離。」
從展場深處，不時會傳來清亮的卜卜聲及開關玻璃窗的啪動聲，攪混著馬路的轟鳴聲浪。劍球與玻璃窗，風馬牛不相及，可這些是藝術家抽取個人經歷轉化而並置起來的。卓思穎佔中期間在夏𢡱村過夜，碰巧上玩劍球的；而示威者衝擊立法會，撞破玻璃門的晚上，她在不遠處。玩劍球的錄像藏在玻璃木窗內，影像䑃朦朧朧的，而劍球的卜卜聲，似化作氣流，僅能將玻璃窗衝開一條窄縫，打開了又關。名為《如果那刻來了》的錄像機械裝置，把劍球能跳出窗外的幻想作為希望的寄寓，可是，現實只有復開復合的徒勞。
掛在牆壁的作品《暴曬》，投射在長鋼管上的，是卓思穎從灣仔富德樓工作室向街下拍攝到的示威遊行隊伍──示威者是糊成一團的。水滴經電子裝置「從天而降」，滴到加熱的鋼管上，瞬即隨吱吱作響的聲音蒸發，那彷彿是飽受烈日煎熬的示威者的呻吟。
每個作品營造的盡是張力、不安氣氛及壓迫感，表露藝術家在後佔領的鬱悶與不安。當中，各種聲音佔主導位置，引發作品的生成。其實，卓思穎亦是聲音掏腰包 (Sound Pocket)「藝術家支援計劃」2014/15年度的受助藝術家，透過探索聲音，探索世界，在藝術路上前行。卓思穎探索聲音表達情緒的嘗試，雖然此刻停留在聲音的象徵層面，卻已為她的創作打開一扇不一樣的門。
光影作坊的「藝術家與攝影師對話系列」第五回展覽，展示張康生與楊德銘﹝兩人都是七十後﹞在過去半年時間多次對談的成果：「勾犀科實」。「勾犀科實」，摸不著頭腦，看到英文Outside Forces，才恍然大悟，玩的是廣東話諧音。暗號式展題在佔領的語境，是兩人向無法證實卻言之䥣䥣的指控──雨傘運動是外部勢力滲透下產生的──挑機。然而，擴大點看，他們認為「勾犀科實」也未嘗不是藝術家與藝術外部──即社會──不得不思考的關係。
在不大的光影作坊展場，兩人的兩組作品混在一起展示﹝不設展品說明﹞，彼此對話與扣連。張康生一組11幅的藍、黃色「字」圖，遠看是圖，近看是字；材料元素全是從網絡流通﹝舖天蓋地的、不管消化與否便轉發﹞的新聞圖文而來。文字及其意思，在重重複複層層疊疊成團塊，無從辨認，因而自我消解；然而圖像還是iconic 的，模模糊糊中仍能判別，有掛上「我要真普選」的獅子山，有學運領袖黃之峰，也有在摧淚煙霧彌漫中高舉雨傘的無名者......。一張張字圖樸素地釘在牆上，四角上的兩吋鐵釘，粗暴地躍紙而出。
從事新聞攝影多年的楊德銘，漸漸產生探索虛構與紀實辯證的念頭；他在「藝術家自白」中，有這樣一則照片故事：「心理學家金柏利．瓦德（Kimberley Wade）在2004年完成了一項心理實驗：瓦德邀請被訪者談談自己兒時的記憶，事前則要求被訪者的家人暗地裡把幾張他兒時的照片交到研究所。研究人員把部份照片修改過，將被訪者的影像放在他從未到過的地方，然後逐張照片與他對談，讓他談談照片中兒時的經歷。研究結果發現，在為期三星期的實驗裡，至少有一半的被訪者，即使面對著被修改過的『虛構照片』，最終仍然能慢慢『回憶』起照片內小時候的『經驗』。」
楊德銘製作了一系列九件採證樣本，九玩考證。採證樣本裡的件文件有圖片、文字和實物，都給編了號。遺下的白手套（旁邊放置比例尺）、破洞玻璃模型、保鮮膜、戴上防毒面罩的年青人照片、野營帳篷新聞照、閉路電視……等等，都似有明確指向；可配上無喱頭的文字，事件「重組」來個急轉彎。「一九六六年六月，毛澤東在『滴水洞』與世隔絕十一天，社會上曾一度眾說紛紜，傳得沸沸揚揚。的確，毛澤東在這『西方山洞』的十一天，是他思緒最複雜的十一天，也是迷一般的十一天。」參觀展覽的看到這段話，誰不會在一頭霧水之際漾開一朵微笑？
展覽用懸案考證為借喻來展開，無論是張康生眾聲喧嘩的字圖拉鋸，還是楊德銘對考證本身──甚麽是真實──的叩問，兩人恣意進行的「創意寫作」(張康生語)，無不是對現實所包含的荒誕發生了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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