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views & Articles
以超時空想像對抗暴政專權
wen yau
at 0:00am on 20th December 2014
圖片説明：
1. 最乖巧的公民抗命：小心翼翼地把彌敦道路牌改裝成「真普選喺邊道」。
2. 金鐘有連儂里；旺角有彌敦下邨。
3. 金鐘馬路石礜樓梯之進化(佔領第二日， 9月29日/佔領第37日，11月3日) 。
4. 體貼的社區營造：街市找來的大發泡膠箱，加上路邊被棄置的傢俬，搭上天幕，組合成圖書館和休憩地方。
5. 直幡與掛綵：善用金鐘天橋的空間，容納不同的直幡，銅鑼灣佔區則盡見燈柱間遊繩掛綵。
(This article, entitled ‘Using imaginations that extend beyond the bounds of space and time to fight against the tyranny of autocracy’, was originally written in Chinese.)
雨傘運動展開兩個多月後，佔領區逐清被清場，政治訴求沒回應成了僵局，示威亦隨即由集中的據點變成遊擊或散落社區。
其實在法庭就被佔領道路先後頒布禁制令的同時，一場公民抗命的運動，也讓香港被打著世界公民旗號的GOOD Magazine選為好城市（GOOD City）第一位 (1)。
所謂「好」，指的是網絡連繫、公民參與、街頭生活、危機處理、環保、多元化、作息平衡等各方面的質素。如果說香港因為「雨傘運動」而成就了這些公民素質，或許都太誇獎了。不過，親身走進過佔領區現場的，都會驚訝香港人以最乖巧的方式進行了一場公民抗命運動，在和平非暴力的框架裏發揮機智各顯神通，創意盎然。色彩繽紛的標語與畫作隨處皆見，以雨傘為題的雕塑與裝置也如紀念物（monuments）般散落在不同角落。公路石礜上以現成物搭建愈見安全堅固的樓梯、退休叔叔與中學生在數張設計學生裝置的書桌旁利用廢置木料擴建而成的自修室（還有太陽能、風力與單車發電！）、旺角彌敦道上用卡板或帳篷建成的的關帝廟與小教堂、用竹枝與尼龍繩撐起大帆布的巨型帳幕（還有導引去水位）、街市找來的大發泡膠箱或路邊被棄置的傢俬可組合成各區的圖書館、拆去馬路中間欄杆方便兩邊往來後在凸出螺絲套上防撞的膠水樽，當然少不了物盡其用以卡板、車站或警察行動時壞掉的雨傘等堆砌而成的各式路障等，盡見民間智慧之餘，也如政總洗水間內共用琳瑯滿目的清潔護膚及衛生用品一樣，展現了細緻貼心的人性關懷。自發互助，眾志成城，這不正是傳說中的烏托邦社區嗎？
所謂「只有群眾，沒有大會」可能是一種理想，要達成沒有策劃者指揮，而群眾能自發參與，透過多元共生的自由與默契互助協商，其實極其需要開放的想像。這種近乎安那其主義（Anarchism，或譯「無政府主義」──但所指的當然不是特首譴責示威者無視政府或製造混亂的瞎話）的形態，在旺角和銅鑼灣佔領區更見明顯。當示威由一種由有人統籌負責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有人帶領叫口號和站台的短暫抗議，變成了今天群眾自發、長期駐守的公民抗命；人們由垂直性的串連，變成了水平性的連結。雨傘運動的目標「我要真普選」，正是對抗獨裁專權的統治。從催淚氣中走出來的人，從學校從家裏走出來的人，在路上逐漸的連結成不同的網絡，堵路把交通停頓了，而佔領則開放了一個從沒出現過的公共空間──把車水馬龍的行車線，重新演繹成人們聚集的地方。既然堵路已擾亂了平常的秩序，佔領者也就需要按共同的需要，為這物理空間重新協定、磋商一套新的法則。而香港是個寸金尺土的地方，能把原本不屬於平民百姓的馬路、甚至是政府總部的空間一時間開放出來，在平等、自發的氣氛裏，創意從此大爆發，在公共空間裏開拓了一種新的抗爭模式，也造就了新的生命體驗。
由此，再看佔領區裏所謂的創意展現，就不只限於視覺的美感，而是一種在抗爭裏對空間、對時間的想像。佔中發起人會把政總外的干諾道中命名為「雨傘廣場」，「廣場」上紥營的朋友會自設門牌如「夏愨村」、「連儂里」、「真普花園」等；旺角的營地也有「MK東村」或「彌敦下邨」。水馬、花槽、地鐵站、銀行的玻璃櫥窗、巴士站燈箱和政總外牆可以變成了各適其適圖文拼貼百家爭鳴的民主牆。地上的粉筆畫是成本低廉卻可不斷重覆使用同一空間的表達方式，同時覆蓋範圍靈活，隨時可以製造壯觀的景緻。金鐘馬路上的兩道行人天橋，垂掛各色各樣的直幡，除了因應中文書寫特色和善用建築空間製造奪目的視覺效果，也能互相遷就掛上比橫幅容納更多的標語；而靠近民居或基層生活的旺角與銅鑼灣，則見燈柱、巴士站間遊繩橫行高掛的標語、小海報、印刷品或是手寫手繪圖象，或甚至以這些結綵編織成一道分隔行人道與馬路上佔領區的一列列小幕牆。在這些隨機應變的互動和默契裏，個人表達的訴求往往結集成為集體的呼聲，長時間磨合出一種對這時空從零開始、積少成多的多元想像，而這種透過互助互信的協作而體現理想人性的美感經驗，正是從前慣性遊行示威中無可比擬的。
如是者，佔領運動中的互動和默契是必然的嗎？
10月9的晚上，旺角發生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下午有一張乒乓球桌出現在佔領區內某一角，於是不時有人路過會打打乒乓球；晚上有人發起「旺角新村opening」活動，於是在球桌的另端馬路吃火鍋、弄棉花糖和打麻將，倡議將生活帶入抗爭。圍觀的人漸多，然後就是起哄請他們停止活動，理由是嘉年華式的活動令人疏於防範，同時也破壞運動的形象。我圍著乒乓球桌看到正反論者舉手發表意見和討論，因未知球桌屬誰而無從處理；而外圍則叫囂喝罵，誓要剷除球桌與支持活動的人們。幾經協商，有人提出把球桌摺起收到路旁，然後有拿著「吹水區」牌板的藝術家提出收起球桌後大家一起坐下續談。乒乓球爭議一時化解，警察施施然的走來表示「幫助」卻無功而回，當持不同意見的有心人席地而坐，開始討論關於佔領與使用公共空間、佔領區可為不可為等問題之際，叫囂的人也散去，而火鍋等活動也由策劃者道歉後在爭議聲中漸退。大部份傳媒只著眼於雙方衝突和警察調停，但同樣地透過商討甚至現場表決方式協調的還包括翌晚的《千言萬語》電影放映，而這些協商都是民眾略過警察以權力調停而自行發生。其實在佔領區（尤其是銅鑼灣和旺角）坐著坐著漸漸變成三五成群的小組討論常見發生，不同背景不同政見的人在公共空間論政談私比比皆是（我甚至曾親眼目擊「藍絲帶」衝入佔領區理論後與「黃絲帶」平和地討論佔領阻路與民生問題），這不正是公民社會的誕生嗎？
佔領後期，金鐘集會的「大台」屢遭挑戰，立法會的玻璃門被衝擊敲碎，更因為「行動升級」而出現頭破血流的場面，而所謂「愛與和平」的佔領其實也暗藏矛盾和衝突，甚至是權慾與私心。雨傘運動或香港公民運動的方向、行動方式固然有待探討發展，但當我們把抗爭放到日常生活，如何在差異間，互相理解、實踐和展現那種水平性的自由平等及民主精神？正如人類學家、佔領華爾街發起人之一David Graeber指出，建制裏既得利益者既站在「結構性暴力」的一方，根本無須為高牆下的人們設想或施與同情。當我們指責非禮女生與出言侮辱的反佔領者，還會說「守過旺角的才是真正香港男人」？當我們吃過警察的棒打、胡椒噴霧或催淚氣，回到家裏也會狠狠的用拖鞋或殺蟲水對付小蟲？獅子山上的「我要真普選」不錯啟發了我們在日常抗爭遍地開花的想像，當我們戲謔「反佔中」詞窮與抄襲，就更明白在佔領的自訂時空裏，從平等互信而產生的同理心與想像，正是持續抗爭的力量，誠如約翰連儂說「唯一令當權者束手無策的, 是非暴力與幽默。」
當帳幕村落變回車水馬龍的道路，異見的痕跡被政權迅速清洗，公民運動也要揭開新的一頁。正如關注持續發展與社會公義的美國《Yes!》雜誌編輯吉爾德（Sarah Van Gelder）說：「當群眾體驗到發聲的力量後，不會再輕易地回到過去的沉默不語；找回自尊的人民會盡力避免回到過去孤立無援及深感無力的處境。」(2)
想像是一種打開了便無法抑制的力量，我們佔領了的不只實質的公共空間，而是共同開發了一個互信充權的公民社會，愈實踐愈細緻，回不了頭。高牆上的專政者可以沒收公民的權利，但卻無法徹底清除我們對和平抗爭的想像。
註釋:
(1) 2014 GOOD City Index: http://magazine.good.is/features/hongkong_rank_2014。
(2)《我抗議：佔領華爾街，改變一切》，莎拉．馮．吉爾德（Sarah Van Gelder）、《Yes!》雜誌編著，睿容譯，廣場出版，2012年1月（ Sarah van Gelder, This Changes Everything: Occupy Wall Street and the 99% Movement,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2011）。
原文刊於《號外》2014年12月號459期，本文為16/12/2014的作者增訂版。
1. 最乖巧的公民抗命：小心翼翼地把彌敦道路牌改裝成「真普選喺邊道」。
2. 金鐘有連儂里；旺角有彌敦下邨。
3. 金鐘馬路石礜樓梯之進化(佔領第二日， 9月29日/佔領第37日，11月3日) 。
4. 體貼的社區營造：街市找來的大發泡膠箱，加上路邊被棄置的傢俬，搭上天幕，組合成圖書館和休憩地方。
5. 直幡與掛綵：善用金鐘天橋的空間，容納不同的直幡，銅鑼灣佔區則盡見燈柱間遊繩掛綵。
(This article, entitled ‘Using imaginations that extend beyond the bounds of space and time to fight against the tyranny of autocracy’, was originally written in Chinese.)
雨傘運動展開兩個多月後，佔領區逐清被清場，政治訴求沒回應成了僵局，示威亦隨即由集中的據點變成遊擊或散落社區。
其實在法庭就被佔領道路先後頒布禁制令的同時，一場公民抗命的運動，也讓香港被打著世界公民旗號的GOOD Magazine選為好城市（GOOD City）第一位 (1)。
所謂「好」，指的是網絡連繫、公民參與、街頭生活、危機處理、環保、多元化、作息平衡等各方面的質素。如果說香港因為「雨傘運動」而成就了這些公民素質，或許都太誇獎了。不過，親身走進過佔領區現場的，都會驚訝香港人以最乖巧的方式進行了一場公民抗命運動，在和平非暴力的框架裏發揮機智各顯神通，創意盎然。色彩繽紛的標語與畫作隨處皆見，以雨傘為題的雕塑與裝置也如紀念物（monuments）般散落在不同角落。公路石礜上以現成物搭建愈見安全堅固的樓梯、退休叔叔與中學生在數張設計學生裝置的書桌旁利用廢置木料擴建而成的自修室（還有太陽能、風力與單車發電！）、旺角彌敦道上用卡板或帳篷建成的的關帝廟與小教堂、用竹枝與尼龍繩撐起大帆布的巨型帳幕（還有導引去水位）、街市找來的大發泡膠箱或路邊被棄置的傢俬可組合成各區的圖書館、拆去馬路中間欄杆方便兩邊往來後在凸出螺絲套上防撞的膠水樽，當然少不了物盡其用以卡板、車站或警察行動時壞掉的雨傘等堆砌而成的各式路障等，盡見民間智慧之餘，也如政總洗水間內共用琳瑯滿目的清潔護膚及衛生用品一樣，展現了細緻貼心的人性關懷。自發互助，眾志成城，這不正是傳說中的烏托邦社區嗎？
所謂「只有群眾，沒有大會」可能是一種理想，要達成沒有策劃者指揮，而群眾能自發參與，透過多元共生的自由與默契互助協商，其實極其需要開放的想像。這種近乎安那其主義（Anarchism，或譯「無政府主義」──但所指的當然不是特首譴責示威者無視政府或製造混亂的瞎話）的形態，在旺角和銅鑼灣佔領區更見明顯。當示威由一種由有人統籌負責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有人帶領叫口號和站台的短暫抗議，變成了今天群眾自發、長期駐守的公民抗命；人們由垂直性的串連，變成了水平性的連結。雨傘運動的目標「我要真普選」，正是對抗獨裁專權的統治。從催淚氣中走出來的人，從學校從家裏走出來的人，在路上逐漸的連結成不同的網絡，堵路把交通停頓了，而佔領則開放了一個從沒出現過的公共空間──把車水馬龍的行車線，重新演繹成人們聚集的地方。既然堵路已擾亂了平常的秩序，佔領者也就需要按共同的需要，為這物理空間重新協定、磋商一套新的法則。而香港是個寸金尺土的地方，能把原本不屬於平民百姓的馬路、甚至是政府總部的空間一時間開放出來，在平等、自發的氣氛裏，創意從此大爆發，在公共空間裏開拓了一種新的抗爭模式，也造就了新的生命體驗。
由此，再看佔領區裏所謂的創意展現，就不只限於視覺的美感，而是一種在抗爭裏對空間、對時間的想像。佔中發起人會把政總外的干諾道中命名為「雨傘廣場」，「廣場」上紥營的朋友會自設門牌如「夏愨村」、「連儂里」、「真普花園」等；旺角的營地也有「MK東村」或「彌敦下邨」。水馬、花槽、地鐵站、銀行的玻璃櫥窗、巴士站燈箱和政總外牆可以變成了各適其適圖文拼貼百家爭鳴的民主牆。地上的粉筆畫是成本低廉卻可不斷重覆使用同一空間的表達方式，同時覆蓋範圍靈活，隨時可以製造壯觀的景緻。金鐘馬路上的兩道行人天橋，垂掛各色各樣的直幡，除了因應中文書寫特色和善用建築空間製造奪目的視覺效果，也能互相遷就掛上比橫幅容納更多的標語；而靠近民居或基層生活的旺角與銅鑼灣，則見燈柱、巴士站間遊繩橫行高掛的標語、小海報、印刷品或是手寫手繪圖象，或甚至以這些結綵編織成一道分隔行人道與馬路上佔領區的一列列小幕牆。在這些隨機應變的互動和默契裏，個人表達的訴求往往結集成為集體的呼聲，長時間磨合出一種對這時空從零開始、積少成多的多元想像，而這種透過互助互信的協作而體現理想人性的美感經驗，正是從前慣性遊行示威中無可比擬的。
如是者，佔領運動中的互動和默契是必然的嗎？
10月9的晚上，旺角發生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下午有一張乒乓球桌出現在佔領區內某一角，於是不時有人路過會打打乒乓球；晚上有人發起「旺角新村opening」活動，於是在球桌的另端馬路吃火鍋、弄棉花糖和打麻將，倡議將生活帶入抗爭。圍觀的人漸多，然後就是起哄請他們停止活動，理由是嘉年華式的活動令人疏於防範，同時也破壞運動的形象。我圍著乒乓球桌看到正反論者舉手發表意見和討論，因未知球桌屬誰而無從處理；而外圍則叫囂喝罵，誓要剷除球桌與支持活動的人們。幾經協商，有人提出把球桌摺起收到路旁，然後有拿著「吹水區」牌板的藝術家提出收起球桌後大家一起坐下續談。乒乓球爭議一時化解，警察施施然的走來表示「幫助」卻無功而回，當持不同意見的有心人席地而坐，開始討論關於佔領與使用公共空間、佔領區可為不可為等問題之際，叫囂的人也散去，而火鍋等活動也由策劃者道歉後在爭議聲中漸退。大部份傳媒只著眼於雙方衝突和警察調停，但同樣地透過商討甚至現場表決方式協調的還包括翌晚的《千言萬語》電影放映，而這些協商都是民眾略過警察以權力調停而自行發生。其實在佔領區（尤其是銅鑼灣和旺角）坐著坐著漸漸變成三五成群的小組討論常見發生，不同背景不同政見的人在公共空間論政談私比比皆是（我甚至曾親眼目擊「藍絲帶」衝入佔領區理論後與「黃絲帶」平和地討論佔領阻路與民生問題），這不正是公民社會的誕生嗎？
佔領後期，金鐘集會的「大台」屢遭挑戰，立法會的玻璃門被衝擊敲碎，更因為「行動升級」而出現頭破血流的場面，而所謂「愛與和平」的佔領其實也暗藏矛盾和衝突，甚至是權慾與私心。雨傘運動或香港公民運動的方向、行動方式固然有待探討發展，但當我們把抗爭放到日常生活，如何在差異間，互相理解、實踐和展現那種水平性的自由平等及民主精神？正如人類學家、佔領華爾街發起人之一David Graeber指出，建制裏既得利益者既站在「結構性暴力」的一方，根本無須為高牆下的人們設想或施與同情。當我們指責非禮女生與出言侮辱的反佔領者，還會說「守過旺角的才是真正香港男人」？當我們吃過警察的棒打、胡椒噴霧或催淚氣，回到家裏也會狠狠的用拖鞋或殺蟲水對付小蟲？獅子山上的「我要真普選」不錯啟發了我們在日常抗爭遍地開花的想像，當我們戲謔「反佔中」詞窮與抄襲，就更明白在佔領的自訂時空裏，從平等互信而產生的同理心與想像，正是持續抗爭的力量，誠如約翰連儂說「唯一令當權者束手無策的, 是非暴力與幽默。」
當帳幕村落變回車水馬龍的道路，異見的痕跡被政權迅速清洗，公民運動也要揭開新的一頁。正如關注持續發展與社會公義的美國《Yes!》雜誌編輯吉爾德（Sarah Van Gelder）說：「當群眾體驗到發聲的力量後，不會再輕易地回到過去的沉默不語；找回自尊的人民會盡力避免回到過去孤立無援及深感無力的處境。」(2)
想像是一種打開了便無法抑制的力量，我們佔領了的不只實質的公共空間，而是共同開發了一個互信充權的公民社會，愈實踐愈細緻，回不了頭。高牆上的專政者可以沒收公民的權利，但卻無法徹底清除我們對和平抗爭的想像。
註釋:
(1) 2014 GOOD City Index: http://magazine.good.is/features/hongkong_rank_2014。
(2)《我抗議：佔領華爾街，改變一切》，莎拉．馮．吉爾德（Sarah Van Gelder）、《Yes!》雜誌編著，睿容譯，廣場出版，2012年1月（ Sarah van Gelder, This Changes Everything: Occupy Wall Street and the 99% Movement,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2011）。
原文刊於《號外》2014年12月號459期，本文為16/12/2014的作者增訂版。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