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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rticle, entitled A Long Road of Art Criticism,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Chinese.)


八五年從美國回港，當時本地的視覺藝術評論，可謂十分貧弱，除《南華早報》和一些左派報紙有較固定版位予文藝評論外，藝術評論並非傳媒重視的題目。而當時的視藝評論，大都流於描繪個人感受、再配以漂亮文字如「清逸脫俗、雅趣自然」等，評論方法以至對作品的形態分析及其引伸的社會文化意義大都欠奉，而對當代藝術的認知更顯得單薄。

面對這沉悶評論環境，儘管中文底子薄弱，倒也想學人家寫起藝評來，因為當時覺得自己有些看藝術的態度，是其他人沒有的，同時也自知為學疏懶，希望透過寫作鞭策自己謹慎思維和多作閱讀。膽粗粗的致電《信報》，謂有興趣寫藝評，怎知當時的文化版負責人陳耀紅馬上答應給予我這個陌生來電者，就是這樣開始了二十多年的藝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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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寫作時，已為自己訂定點準則，藝術絕對可以用簡單、清晰、人家又可以看得明白的文字來述說的，如果做不到，只怪作者力有不逮。最不屑那些賣弄大堆詞彙來告訴人家自己看過什麼書的寫作，評論是與讀者的一種溝通，也不用低估讀者的智慧，只要用合理的言詞，遇上複雜理念，便得詳細點解說，如果連這點基本的尊重也沒有，寫藝評便是毫無意義。

寫了幾個月的文章，便發覺出現問題。中國人就是不喜歡人家作公開批評，當時，香港藝術圈子細少，即使不是朋友也常有接觸。傳統看法是，有問題或不滿，大可坐下來喝茶慢慢談，但擺出來公開批判就是要反臉。公事與私事根本分不開，對認真的藝評人來說，壓力不少。但對我來說壓力最大的，反而是藝評的本質。

文章寫得多了，藝評人很容易把自己變成了上帝，為人間分黑白定優劣，文章往往散發出高高在上、自所以為是的狂妄。一直喜歡從遼闊的人類學那重視社會功能的角度看藝術，大學藝術史老師是左傾「新藝術史」學派的信徒，深信藝術所謂優劣，視乎社會的價值觀和權力架構。那種只重視藝術風格技巧、個人創意表現的評論，是眼光淺窄的思維模式。

當時的藝評，鮮有從這角度來觀看，再加上越覺對個別藝術工作者作純優劣好壞的品味的意義不大，我的藝評逐漸走向較闊的層面，很多時候還是以個別創作為起點，但最終的落腳點是把作品的帶至文化、社會意義的層面。藝術評論和文化評論是互相串連，甚至是同一東西。即使是從個別作品的造型、創作動機、表達內涵出發，從作者能否成功獲取所期求效果，進而作出較長遠的在社會、文化意義上的引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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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得多了，編輯開始有信心，邀約寫一名為《形彩》的專欄。寫了幾個月，發覺寫專欄有個危險的局限。因為要定期交稿，腦袋要不停搜集題目，最要命的是思維被專欄框框限死了，漸漸思索的範圍，局限於專欄的字數，三百或六百( 連續兩篇 )，長此下去，腦袋便只能容納這樣體積的思維，於是終止了撰寫專欄，重回自由撰稿，文章也可寫得較長，也即可以處理較深入的理念。

八十年代後期，文化評論較前活躍，趙來發擔任《信報》文化版編輯後，這藝評的空間亦增加，民間評論雜誌如馮敏兒1987年的《外邊》，是針對以藝術館為首的保守勢力的新力量，可惜這類自掏腰包搞的雜誌，注定命不長久。

當時一些潮流雜誌如《號外》亦有空間發表與文化、藝術相關的文章，但往往帶點精英品味色彩。進入藝術中心工作後，為了把寫作與自己的工作分開，使用個較有街坊味道的筆名「甘甘」(其實那是個我剛出世的姪女的花名)，也算是對裝高雅扮有深度的藝術界來個輕輕的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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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藝術評論除了需要優秀作者，更需要值得評論的藝術議題。議題越多、平台越廣，越能引發藝評的發展。九十年代對香港而言是個文化上風起雲湧的年代，大層面有九七、六四的衝擊，政治爭議、移民潮、文化身份和忽然愛國…，直接文化議題有爭取及後藝展局的設立，對市政局的批評以至藝術刪禁如「新人」事件，每個題目都引來不絕的討論。

藝術工作者在種種衝擊下亦創作力澎湃，誘發不少熾熱討論。曹誠淵資助的《越界》在九十年代初至九四年，是重要的藝評刊物，惟評論文章仍以表演藝術佔多。其後斷斷續續的也出現《過渡》、《正反》、《視覺》，還有藝展局贊助了一年即因撥款終止而結業的《打開》等刊物。報刊方面，文化版亦大行其道，《信報》、《明報》、《星島》等再加上傳統上重視藝文報導的左報，均有不少篇幅予藝術文化評論。當時的藝評文章，容許可長達四、五千字，文化、藝術評論人亦紛紛湧現，如劉健威、梁文道及較後期的梁款。當潘麗瓊接替趙來發任《信報》文化版編輯後，特別喜好製造議題，善於挑引爭論，藝評更見熾熱。那時候打開報紙首先要看的是文化版，九十年代回歸前可說是香港藝評的黃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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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後經濟衰退，社會氣氛低迷，回歸前的創作熱潮迅即煙滅。報刊文化版大幅縮減，紛紛轉為生活、品味潮流版。如藝評尚能存在，容許的篇幅大為縮減。有心人的嘗試如《瞄》和《文化現場》，最後也是慘淡收場。

評論方面亦出現青黃不接的狀況。藝評往往流於文化研究式的鋪陳理論，藝術品是用來引證文化研究權威大師理論的借口，艱深詞彙、糾纏不清的理念，一開始便把讀者推開，用與其投訴人家對藝評態度冷漠，藝評人倒應自我反省，究竟有多大誠意與人家溝通。另一極端是流於把玩言詞，和那種詩情畫意但空泛無物的描述一樣，只不過改用辛辣苛刻文字，鮮有深入分析藝術品的形態和內容。

視藝評論建基於視覺分析能力，而藝術史可提供深入觀察的訓練，就造型作比較和分析，包括觀賞觸覺、符號分析和對藝術品背景和歷史意義的認識。例如要討論當代藝術，便得了解它如何伸延、抗叛現代藝術的傳統。而要理解現代藝術的傳統，一定要了解十九世紀連場的藝術革命…藝術評論發展遲緩，大專院校在藝術史和藝術判斷能力的訓練薄弱，是個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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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評和策展工作一樣，一直困擾我的地方，是它那為人間定優劣對錯的演繹權力。雖然評論可從更闊的社會、政治角度來觀看，但始終離不開作品的分析評述，可能不會只停留在造型、技術、潮流風格的傳統狹窄層面，但即使從較宏觀角度來看，也得從作品開始，研究創作的動機(即使是意識流的任意游耍，也是基於一種動機)、採用的手法，而這手法帶出來的效果能否落實創作者的動機(或是還有另一重下意識動機)，然後才作更寬更遠的引伸。但演繹分析無可避免。

問題是表達一己看法時，如何壓抑評論人的霸道，留有足夠空間讓讀者參與演繹？左思右想，或許最接近的方法，是使用隱喻metaphor。隱喻述說了一種觀點和態度，卻留有足夠空間讓讀者想像和演繹。

一直希望能在西方評論模式中找尋另類可能性，白居易的《琵琶行》給我不少啟發。在不否定、甚至展示主觀性如評論者的處境和感受同時，以一種藝術形式(文字)呼應另一藝術形式(音樂)，交待前後處境，把論述引伸至個人及個人的歷史和環境，走出來的是另一件優秀的藝術品。

幾年前開始實驗以散文、短篇小說的形式寫藝評，透過憑空想像人物、處境和狀態，述說對藝術、人生和自己對藝術的一些想法。以這形式撰寫的好處，是迴避了使用複雜詞彙，更人性化地述說文化藝術相關的議題，並留有足夠空間讓讀者想像參與。可惜這類藝評形式，並不普遍適用於每一個藝術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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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月前在北京開會，與大群藝術界朋友在酒筵中興高彩烈、侃侃暢談當代中國藝術的發展。一位應是外省來的青年在旁邊服務我們，清秀的書生面孔，應是風華正茂之年，人家呼呼喝喝，他默默地倒酒換碟。這邊廂我們不斷祝酒，拋出大家心底都知道是無實際意義的專業廢話，這些詞彙對這位青年有何意義，和他拉上什麼關係？心底一直纏繞著一個奇怪的感受，在飛機上寫了半篇文章，卻不知怎樣整理、總結思緒。

和也斯在銅鑼灣喝咖啡，談及隱喻作藝評，談及這文章。從ipad中拿出未完成文章給他看，他的回應是：「不用總結，描述就可以。」那是他去世前的三個星期，之後我們便沒再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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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多前，終止了為《信報》寫文章，可能不習慣他們的新方向，可能是自己改變了。

原文刊於《字花》2013年5至6月第4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