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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城盡是策展人
Oscar Hing-kay HO
at 4:04pm on 7th March 2011
傳統而言，策展人是個在幕後研究、監策維修保養藝術品，然後負責把藝術品展示出來的人，他/她是個沉默的學者型中介人。這角色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文獻展》的出現而轉變，策展人作為文化演繹者的角色逐漸出現。但在亞洲，文化活動相對發展遲緩，策展人這行業更是鮮為人知。
1988年當我初入行時，一般人都不知策展人為何方神聖。誰知道二十多年後，策展人在香港以至亞洲地區忽然熱起來，由於策展人無須任何專業認可，在香港現在到處都有人以策展人自居，真有「滿城盡是策展人」之感。 策展人的地位亦因此熱潮而急速提升，隨之而來是空前的自我膨脹。筆者從事策展工作多年，從來沒有在海報或其他宣傳刊物上印出策展人的名稱，唯一以策展人名稱出現的地方，是在展覽場刊的導言內。
反觀香港現在的展覽海報及宣傳廣告，往往大肆張揚策展人的名字，風頭蓋過參展的藝術工作者，猶如策展人才是展覽的明星。作為中介的策展人，已凌駕於藝術工作者之上，自行為自已頭上戴上光環，這種自我膨脹現象實在令人不安。 這現象也不是香港獨有，策展人地位日益吃重，和二十一世紀的藝術「大騷」熱潮有關，這熱潮最鮮明地反映在各地不停湧現的雙年展上。國際藝術活動競爭激烈，各出奇謀爭取注意，大型綜合藝術騷此起彼落。
「造騷」的需求大增，但來來去去都是那群明星展出者，展覽很難再倚賴個別藝術作品來支撐，如果作品上未能有大驚喜，便得倚重別出心裁的展覽題目和獨特的作品組合，找些複雜艱澀的命名，以振高超文化的聲勢。傑出的不再是展出的藝術工作者，而是中介的策展人。策展人的角色吃重，其明星化的現象亦隨之出現。藝術大騷令策展人在這藝術遊戲中地位急升，但也令他們變得膚淺。 自從香港推出空前龐大的西九龍文化區之計劃後，更多人想投身策展工作，以為會機會無窮。
這急速反應，卻正好反映出對博物館運作的無知，以為藝術館的工作，就只有展覽策劃。藝術館是龐大且極複雜的運作機制，內裡需要的專才，又豈止策展人？即使是展覽策劃，又豈止是籌劃展覽，有多少人理解當中的繁複工作？不要談展覽安排的技術性問題，單是處理與政府、公眾、傳媒、贊助商、董事局和藝術界的關係，已令人頭痛。 在亞洲，很多具規模的藝術館都是由政府操控，其運作模式不單保守，而且往往相當封閉。以香港為例，年青人希望從事策展工作，往往只能偶爾在些小型的獨立藝術空間內搞些小展覽，由於展覽機構欠規模缺資源，未能全面學習專業展覽策劃不同環節的繁複工作。即使偶有機會參與較大型的項目，也只是個別項目，曲終人便散，沒有持續發展的機會去探索、去成長。
問題是，有機會在大型機構內工作的，被多年的官僚主義和保守主義的消磨下，已再無生氣創意，只求無災無難無爭議的情況下交功課。機制以外的，即使充滿熱情渴求參與，卻苦無機會，只能在邊緣搞些小動作，未能踄足較完整專業的空間內學習和工作。邊緣化的可以嘗試走進機制內，但這類官僚機制內近親繁殖的傾向強大，即使有機會走進去，如果不是因為不能適應官僚文化而辭退，或是因為願意接受持續的妥協而磨盡所有菱角，最後變成龐大死悶建構的一份子。 文化、藝術的發展，需要整個文化生態圈的平衡配合和支援。一個權力過份傾斜的不平衡機制，不可能會容納到活潑多元的發展。教得書越多，越覺現實的殘酷，培養出不少年青、有理想熱誠，希望從事策展工作，最後發覺眼前是個苦無發展機會的腐朽機制。難怪拿著個小小的策展人名稱把它放大，至少在感覺上好像自已文化發展上有一個角色。
原文刊於《藝術新聞》2010年7月號
1988年當我初入行時，一般人都不知策展人為何方神聖。誰知道二十多年後，策展人在香港以至亞洲地區忽然熱起來，由於策展人無須任何專業認可，在香港現在到處都有人以策展人自居，真有「滿城盡是策展人」之感。 策展人的地位亦因此熱潮而急速提升，隨之而來是空前的自我膨脹。筆者從事策展工作多年，從來沒有在海報或其他宣傳刊物上印出策展人的名稱，唯一以策展人名稱出現的地方，是在展覽場刊的導言內。
反觀香港現在的展覽海報及宣傳廣告，往往大肆張揚策展人的名字，風頭蓋過參展的藝術工作者，猶如策展人才是展覽的明星。作為中介的策展人，已凌駕於藝術工作者之上，自行為自已頭上戴上光環，這種自我膨脹現象實在令人不安。 這現象也不是香港獨有，策展人地位日益吃重，和二十一世紀的藝術「大騷」熱潮有關，這熱潮最鮮明地反映在各地不停湧現的雙年展上。國際藝術活動競爭激烈，各出奇謀爭取注意，大型綜合藝術騷此起彼落。
「造騷」的需求大增，但來來去去都是那群明星展出者，展覽很難再倚賴個別藝術作品來支撐，如果作品上未能有大驚喜，便得倚重別出心裁的展覽題目和獨特的作品組合，找些複雜艱澀的命名，以振高超文化的聲勢。傑出的不再是展出的藝術工作者，而是中介的策展人。策展人的角色吃重，其明星化的現象亦隨之出現。藝術大騷令策展人在這藝術遊戲中地位急升，但也令他們變得膚淺。 自從香港推出空前龐大的西九龍文化區之計劃後，更多人想投身策展工作，以為會機會無窮。
這急速反應，卻正好反映出對博物館運作的無知，以為藝術館的工作，就只有展覽策劃。藝術館是龐大且極複雜的運作機制，內裡需要的專才，又豈止策展人？即使是展覽策劃，又豈止是籌劃展覽，有多少人理解當中的繁複工作？不要談展覽安排的技術性問題，單是處理與政府、公眾、傳媒、贊助商、董事局和藝術界的關係，已令人頭痛。 在亞洲，很多具規模的藝術館都是由政府操控，其運作模式不單保守，而且往往相當封閉。以香港為例，年青人希望從事策展工作，往往只能偶爾在些小型的獨立藝術空間內搞些小展覽，由於展覽機構欠規模缺資源，未能全面學習專業展覽策劃不同環節的繁複工作。即使偶有機會參與較大型的項目，也只是個別項目，曲終人便散，沒有持續發展的機會去探索、去成長。
問題是，有機會在大型機構內工作的，被多年的官僚主義和保守主義的消磨下，已再無生氣創意，只求無災無難無爭議的情況下交功課。機制以外的，即使充滿熱情渴求參與，卻苦無機會，只能在邊緣搞些小動作，未能踄足較完整專業的空間內學習和工作。邊緣化的可以嘗試走進機制內，但這類官僚機制內近親繁殖的傾向強大，即使有機會走進去，如果不是因為不能適應官僚文化而辭退，或是因為願意接受持續的妥協而磨盡所有菱角，最後變成龐大死悶建構的一份子。 文化、藝術的發展，需要整個文化生態圈的平衡配合和支援。一個權力過份傾斜的不平衡機制，不可能會容納到活潑多元的發展。教得書越多，越覺現實的殘酷，培養出不少年青、有理想熱誠，希望從事策展工作，最後發覺眼前是個苦無發展機會的腐朽機制。難怪拿著個小小的策展人名稱把它放大，至少在感覺上好像自已文化發展上有一個角色。
原文刊於《藝術新聞》2010年7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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