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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rticle, entitled 'The Outdated Red-White-Blu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Chinese.)

1994年在藝術中心舉行的「宏利藝術新進作品展」中，當時正在理工讀書的年青藝術工作者黃佩華，在包氏畫廊內利用紅白藍尼龍膠布，製作了一件裝置，除畫廊以紅白藍布包圍外，更製作了以紅白藍袋為主題的攝影照，和人一般高大的巨型紅白藍袋。黃佩華的裝置雖然簡單而且有點粗糙，但卻能在一個特別時刻，把握著一個有趣的文化符號，應該是本地最早使用紅白藍布作為香港文化現象符號的裝置作品。

 
黃佩華，「宏利藝術新進作品展」，1994

最早與否其實無關重要，問題是選擇採用這獨特材料作品，能否呼應配合當時的社會及文化議題。田邁修教授在論述黃佩華的作品時，指出紅白藍膠袋作為「香港的多層象徵」。包括在紅色代表共產黨、藍色國民黨，而紅白藍三色亦用諸英國國旗中；因為跨境游動而趨生「兩頭家」新一代的文化身份問題，還有田邁修指出紅白藍膠布工地用來遮掩破壞情景，有著殖民地終結前的象徵聯想。

田邁修的聯想，可能去得遠了點。在八十年代，紅白藍尼龍袋的突然間到處都是，確是個有趣的香港社會現象。黃佩華的《紀念品》(英文為monument，應譯作紀念碑才適當)，正好反映出那時代的一個巨大文化標記。

 
黃佩華的《紀念品》(紀念碑) ， 1994

六四後九十年代初期爆發的移民潮，把香港置身於一個飄忽流動的年代，紅白藍袋變得別具意義。一邊是一個個由專業移民公司安排的大貨櫃運飛往美加、澳洲等地，另一邊是背著拖著脹卜卜的紅白藍袋往內地探望救濟親友(當時帶水貨活動仍未活躍，紅白藍袋作為交易的象徵尚未成型)。紅白藍袋述說社會不同階層的兩種有趣的流動過程，黃佩華的作品，正好展示過渡期間，「執嘢走人」或「帶嘢探親」的宏大議題。

八十年代國內較開放，港人帶物品回國日趨活躍，耐用、價廉、輕便而且容量大的紅白藍尼龍袋突然大為流行，雖然搬動較幸苦，但在還是帶得幾多帶幾多的年代，有誰會計較？這紅白藍袋述說港人與國內的關係，「南風窗」的角色，血緣親屬的相連。在鳥散的年代，卻又凸顯幾十年來民間在個人層面，對國內親友那不離不棄的情義。

意義褪減的符號

文化符號之所以成為地區文化表徵，是因為它能勾劃出深層的社會、文化經驗。當一個符號與時代意義脫節而勉強堅持，就正如今天要租中國帆船遊弋港灣以顯示香文化般造作。過去一兩年，紅白藍尼龍布再度成為香港的文化符號，電視廣告以至七一遊行也計劃推紅白藍袋，反映出我們在尋覓集體符號上的飢渴和淺薄。當紅白藍被用作手袋供名貴時裝消費者以把玩低下階層現實生活中，由於紅白藍尼龍布已失去其獨特的時代意義，它可以是用來遮蓋風雨包藏物件，就如其他款式的尼龍布或早年的帆布一樣。離開那九十年代初期的短暫一刻，它作為地區文化標記的力量已大為褪色。即使從實用層面，除女人街檔欄外，其普遍性亦令人懷疑。廉價的運輸袋，已不再是紅白藍而是黑、啡細格線相間。

另一方面，紅白藍尼龍布已不再是有強烈香港地區獨特性的物料，其他地區包括中國大陸亦普遍使用。當旅美國內藝術工作者徐冰也利用紅白藍布作創作時，紅白藍作為獨特的香港地方標誌便令人懷疑。吊詭的是，當今年(2007年)初LV用紅白藍袋作其設計時，國內已廣泛指出那是借用中國民工的工作袋時，紅白藍已變成了中國的東西。

紅白藍三色當然可設立無限引伸，由法國國旗到中英爭鬥均可套入其中，就正如任何顏色也可以有它複雜的象徵意義。但把紅白藍放諸香港環境，它的普及化主要源於那大批地運送物品與國內親友的行動，建立於一種草根階層與國內親友的關係。八十年代那緊密的國內香港互通期，到九十年代初的移民潮，令這個三色「行李袋」也變得別具象徵意義。

但是十多年後這景況已不復再，接濟國內親友已變成吸引國內旅客南下消費。黑、啡細格線尼龍袋只是菲傭印傭回鄉的標誌，作為在草根層次香港與國內相連的符號亦已不再鮮明。

實際上，當紅、白、藍被用作信、愛、望的已被用至流於空泛的普世觀念時，其獨特的本土意義已不再。

利用過去的本地符號，為本地文化重新定位，在藝術創作中並不鮮見，問題是這重新套用，能否為對本地文化的定位和新思維，才是決定性的元素。符號意義的改變、消失，是社會、文化變遷的自然現象。找著意義大為消磨的符號造文章，是否因為懷舊，或是急切需求文化符號？現實是，香港已不再是九十年代初期的香港，中國亦不如往日，香港已非輸送大量紅白藍尼龍袋的窗口。我們需要的是重新定位，建立反映這刻狀態的文化標誌，正如十多年前，黃佩華用紅白藍尼龍布造裝置一樣。回歸十年，如何為自已在文化上的重新定位，將會是文化界必須面對的議題。



原文刊於《信報》200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