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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創意，可知道在說什麼?
Oscar Hing-kay HO
at 5:00pm on 11th November 2011
(This articl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Chinese and is an article about the Government’s misconceptions of creativity.)
六大產業之一的創意工業，今年施政報告中落得個無影無蹤，曾幾何時特區政府雄心壯志，對創意工業無限期盼，視之為把香港帶出低迷經濟的苦海明燈。七年以來從未曾得見紅日高升，便忽然進入「夕陽無限好」的自我感覺良好行將摺埋階段，創意工業除了成為阿Q自我吹噓口號外，似無寸進。
政府大舉投資創意工業，長期備受冷待的文化藝術界自然受寵若驚；學術界亦因為研究經費增加而紛紛稱善。創意創意，我們可有實在點問，這幾年搞出些什麼具體成績？可憐循規蹈矩依章辦事的官員，突然要推動反叛不羈的創意，顯得有心無力。無創意地推動創意，結果來來去去不離兩三度板斧：一、請來「國際創意人」分享經驗（專家在港演講完收取講費後，隨即飛往台灣、新加坡，重複同一演講）；二、提供廉價場地，興建創意空間（先不談這些空間的實際成效，在提供廉價土地上，我們又怎能和台灣或泰國等地相比？） 三、是搞些什麼什麼藝術節（這類節每年已有不少，數目多但欠深層演繹論述，只有「融會中西、亞洲文化之都」這類順口溜，未能勾畫推介香港的創意特色，又怎能在競爭激烈的國際文化界中定位？）
創意工業的遐想
或許基本問題來自對「創意工業」的遐想。論者如台灣的陳大春視「創意工業」為大騙局。筆者眼中，「創意工業」只不過是把大都已存在的行業重新組合分類而已。如果這分類是有什麼貢獻的話，就是指出資訊爆炸，生產、消費模式轉變的後工業社會，創意能力更形重要。至於把創意只集中某些所謂「創意行業」，只可當作方便研究討論的勉強規劃，在絕大部分行業都需要創意的今天，太認真劃界線，只是劃地為牢。
遐想中的創意工業這發財大救星，必須傑出創意人，以推出國際品牌。一個喬布斯，便可帶入無盡財富。困難是，傑出創意人根本無從製造，不應責難官員，現實是沒有固定方法培養傑出創意人，不明白突然何來那麼多教授創意的專家。培養基本的創意態度，尚有練習可做（如構思二十種不同方法使用磚頭，以擴闊思維領域）。但傑出創意者，是個人性格、機遇和獨特的外在處境剛巧在某時刻巧合連接互動衝擊的產品。梵高的藝術，和他的性格、家族背景（包括精神病紀錄）、當時法國藝術學院的權力瓦解而出現藝術新潮流、有機會接觸日本浮世繪版畫、科技發展容許新穎及較廉宜的顏料出現等很多因素拼撞而成。惟帶動巨大潮流的，正是這些傑出創意人，不是那些有點小聰明的創作者。
個人創意的發展難以捉摸，建構大形勢上政府又可有角色？政府推動創意成效未彰，歷史上不乏例子。十七世紀法王路易十四花巨資欲求締造偉大法國藝術，事事參與，結果此階段的法國藝術在藝術史上微不足道，反而由中產階級主導的小國荷蘭，十七卻盛極一時，大師如林布蘭、維梅爾輩出。
創意時代的脈絡
創意大時代的出現，是否真的無脈絡可尋？考究藝術史中一些創意鼎盛年代，確難掌握任何清晰格局，如要勉強勾畫個出現創意爆發的形態，個人認為，會是當一個舊文化體制崩潰，被新崛起的文化和意識形態所取代的轉折年代，往往釋放無限創意。文藝復興從中世紀社會走進人文主義和早期資本主義、十七世紀荷蘭由貴族社會轉至以新教中產商人為主的社會、十九世紀法國在傳統皇族帝制及民主自由間的糾纏，以至中國開放改革後的八十年代，均創意洋溢，百家爭鳴。
回歸前香港也曾出現創意豐盛的日子，何以回歸後理應是個文化的大交接、大轉換時期，反而不見這文化交替引發的創意亢奮？答案是我們用來取代過去的，是個更差劣的文化，不像文藝復興或十九世紀走進新思維、新價值觀的大步向前。作為文化牽引、示範者，特區政府在竭力顯示忠誠的卑下心態，不是根據自身優勢進一步發展。香港過去並不完美，但過去七年每況愈下，更見倒退為心胸窄、貪便宜、卸膊吹噓、親疏有別等等的惡劣文化，而這劣質上層文化，每天都在影響我們下一代的腦袋。這樣的文化，又怎能走出半點兒文化上的燦爛？
原文刊於《信報》2011年10月27日
First published in the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27 October 2011.
六大產業之一的創意工業，今年施政報告中落得個無影無蹤，曾幾何時特區政府雄心壯志，對創意工業無限期盼，視之為把香港帶出低迷經濟的苦海明燈。七年以來從未曾得見紅日高升，便忽然進入「夕陽無限好」的自我感覺良好行將摺埋階段，創意工業除了成為阿Q自我吹噓口號外，似無寸進。
政府大舉投資創意工業，長期備受冷待的文化藝術界自然受寵若驚；學術界亦因為研究經費增加而紛紛稱善。創意創意，我們可有實在點問，這幾年搞出些什麼具體成績？可憐循規蹈矩依章辦事的官員，突然要推動反叛不羈的創意，顯得有心無力。無創意地推動創意，結果來來去去不離兩三度板斧：一、請來「國際創意人」分享經驗（專家在港演講完收取講費後，隨即飛往台灣、新加坡，重複同一演講）；二、提供廉價場地，興建創意空間（先不談這些空間的實際成效，在提供廉價土地上，我們又怎能和台灣或泰國等地相比？） 三、是搞些什麼什麼藝術節（這類節每年已有不少，數目多但欠深層演繹論述，只有「融會中西、亞洲文化之都」這類順口溜，未能勾畫推介香港的創意特色，又怎能在競爭激烈的國際文化界中定位？）
創意工業的遐想
或許基本問題來自對「創意工業」的遐想。論者如台灣的陳大春視「創意工業」為大騙局。筆者眼中，「創意工業」只不過是把大都已存在的行業重新組合分類而已。如果這分類是有什麼貢獻的話，就是指出資訊爆炸，生產、消費模式轉變的後工業社會，創意能力更形重要。至於把創意只集中某些所謂「創意行業」，只可當作方便研究討論的勉強規劃，在絕大部分行業都需要創意的今天，太認真劃界線，只是劃地為牢。
遐想中的創意工業這發財大救星，必須傑出創意人，以推出國際品牌。一個喬布斯，便可帶入無盡財富。困難是，傑出創意人根本無從製造，不應責難官員，現實是沒有固定方法培養傑出創意人，不明白突然何來那麼多教授創意的專家。培養基本的創意態度，尚有練習可做（如構思二十種不同方法使用磚頭，以擴闊思維領域）。但傑出創意者，是個人性格、機遇和獨特的外在處境剛巧在某時刻巧合連接互動衝擊的產品。梵高的藝術，和他的性格、家族背景（包括精神病紀錄）、當時法國藝術學院的權力瓦解而出現藝術新潮流、有機會接觸日本浮世繪版畫、科技發展容許新穎及較廉宜的顏料出現等很多因素拼撞而成。惟帶動巨大潮流的，正是這些傑出創意人，不是那些有點小聰明的創作者。
個人創意的發展難以捉摸，建構大形勢上政府又可有角色？政府推動創意成效未彰，歷史上不乏例子。十七世紀法王路易十四花巨資欲求締造偉大法國藝術，事事參與，結果此階段的法國藝術在藝術史上微不足道，反而由中產階級主導的小國荷蘭，十七卻盛極一時，大師如林布蘭、維梅爾輩出。
創意時代的脈絡
創意大時代的出現，是否真的無脈絡可尋？考究藝術史中一些創意鼎盛年代，確難掌握任何清晰格局，如要勉強勾畫個出現創意爆發的形態，個人認為，會是當一個舊文化體制崩潰，被新崛起的文化和意識形態所取代的轉折年代，往往釋放無限創意。文藝復興從中世紀社會走進人文主義和早期資本主義、十七世紀荷蘭由貴族社會轉至以新教中產商人為主的社會、十九世紀法國在傳統皇族帝制及民主自由間的糾纏，以至中國開放改革後的八十年代，均創意洋溢，百家爭鳴。
回歸前香港也曾出現創意豐盛的日子，何以回歸後理應是個文化的大交接、大轉換時期，反而不見這文化交替引發的創意亢奮？答案是我們用來取代過去的，是個更差劣的文化，不像文藝復興或十九世紀走進新思維、新價值觀的大步向前。作為文化牽引、示範者，特區政府在竭力顯示忠誠的卑下心態，不是根據自身優勢進一步發展。香港過去並不完美，但過去七年每況愈下，更見倒退為心胸窄、貪便宜、卸膊吹噓、親疏有別等等的惡劣文化，而這劣質上層文化，每天都在影響我們下一代的腦袋。這樣的文化，又怎能走出半點兒文化上的燦爛？
原文刊於《信報》2011年10月27日
First published in the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27 Octob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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