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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s & Articles


夏碧泉的土炮現代化
Oscar Hing-kay HO
at 1:28pm on 16th July 2011


圖片說明:
1. 夏碧泉作品《音韻悠揚》。這是夏碧泉創作的最後一件雕塑作品。
2. 夏碧泉作品《后》。
3. 夏碧泉作品《靜居圖》。


(This articl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Chinese and is a review of the exhibition “From Common to Uncommon – The Legend of Ha Bik-chuen”.)


人稱夏爺的夏碧泉先生過世,又一位本地前輩藝術工作者離去,令人惋惜,也提醒我們整理本地藝術歷史的迫切性。香港藝術館繼唐景森後,又舉辦《非常藝術家—夏碧泉傳奇》展覽,行動敏捷,值得一讚。但亦因為反應迅速,展覽未能為夏爺的藝術作深層分析。這批六十年代開始從事現代藝術創作的藝術工作者,可以說是本地現代藝術的第一代,如何為他們在本地藝術史裡定位,是個重要的議題。即使只是個向前輩致敬的展覽,單是讚賞夏爺有多努力、如何有創意,實在不足夠。

公平點說,分析夏爺的藝術並不容易,為他在本地藝術史定位更難。多年前夏爺曾邀請筆者為他寫文章,我幾經嘗試,也不能成文,最後還是要放棄。夏爺勇於嘗試,產量多變幻多而不穩定,有些作品我很喜歡,也有我認為是不成功的。最後文章寫不成,但仍不停思考,究竟應該怎樣看他的藝術?

夏爺始步藝術創作的日子,正緊貼香港藝術接受西方現代藝術沖擊的獨特時刻。五、六十年代西方現代主義文化直接或透過台灣湧入香港,本地藝術工作者糾纏於傳統中國文人藝術和西方現代藝術(特別是抽象表現主義)的新詞彙間,是個藝術觀念大挪移的時代。這時候藝術工作者各有其回應策略,最鮮明的是呂壽琨領導的現代水墨畫運動,便是個主動、有意識的本地現代主義運動。

基本上夏爺是位自學藝術工作者,由觀看街頭店舖開始賣紙花、小擺設為起點,到認真嘗試搞現代藝術創作,從廢紙回收舖中找藝術雜誌來參考學習,進而步入當時畫商兼藝評人金馬倫的「前衛」藝術圈子,是一個努力不懈的尋索歷程。

總是覺得夏爺和第一代的那批現代主義藝術工作者不屬同一類別,韓志勳在《殖民地的現代藝術》,頗詳細地交待當時文化圈的活躍精英份子,卻未見有夏爺的名字出現。他沒有深厚的文人藝術傳統,其歷程可說是在邊緣另闢途徑。相對於呂壽琨、龐耀鼎、王無邪和韓志勳等人,他顯得草根簡率,沒有呂壽琨的文人山水底子,也沒有韓志勳的深入哲學思維。如果從技術、純形式主義角度來看,他的作品水平參差,但有時候那近乎傻楞楞的天真嘗試,即使不成功,也倒逗人喜愛。他的藝術途經,可稱為「土炮現代化」。

在近乎天真的創作形式中,他又似乎很努力地搞「現代藝術」,其中一個花盡心思的路向,是走上當時藝術圈中那「在現代化中仍保留中國傳統藝術特色」的主流思維。其作品由造型、符號採用以至裝裱方法,都不時刻意帶入傳統中國書畫的格式。不過,即使混入文人畫元素,總是有點格格不入的粗糙,例如展覽中的書法作品「風」2005年顯得十分勉強。另一方面,這種嘗試而引伸出來的錯配,在部份作品中又展現出另一番令人難以捉摸的稚趣。

夏爺是個不穩定的創作者,樣樣都試,有成功,也有不少失敗,但每件作品都是個歡愉的實驗。創意澎湃起來,到處拈來,都可轉化成一些東西。和普普藝術工作者如羅森伯(Robert Rauschenberg)不同,夏爺不是刻意拾荒來重構城市的回憶,只是對信手拈來的東西都感興趣,無論是木頭、舊鞋以至家庭用品,都可憑想像力轉化成一些東西,但素質始終不穩定。例如展覽中那三件用鋼鐵焊成的面具,便率直稚樸得十分可愛,相反那些用木頭、彈弓、廢棄物造成的人物,無論在造型、比例和發揮材料特式上均顯不足,或許心底裡這些都不是夏爺的首要考慮。

在筆者眼中,夏爺是個稚樸藝術工作者(naïve artist)。晚年的陳福善,也是返老還童,無所為地讓一切自由浮動、恬然的我行我素,但深厚傳統藝術根底仍滲透在其畫紙上。但夏爺一開始便是個藝術的稚子,卻又努力地嘗試歸隊於現代藝術大軍中,為爭取入隊扭盡六壬,走出來的總是怪怪的樣子,但細看之下,一些作品又別有一番味道。或許夏爺不會贊同我的看法:他是個很努力投入現代主義的稚樸藝術工作者。在本地藝術史中,他代表著另一條很特別地走進現代主義的道路。


展覽:《非常藝術家 ─ 夏碧泉傳奇》 (From Common to Uncommon – The Legend of Ha Bik-chuen)
日期:15.4. – 17.7.2011
地點:香港藝術館
查詢:: 852 2721 0116
網址:http://www.lcsd.gov.hk/ce/Museum/Arts/chinese/exhibitions/exhibitions01_apr11_01.html


原文刊於《信報》2011年6月30日
First published in the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30 June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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