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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rticl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Chinese, is a review of the panel discussion ‘Hong Kong Art History Research Pilot Project’.)


出席亞洲藝術文庫與香港藝術館合辦的香港藝術史研究座談，渡過了一個思考非常充實的周六下午。

與會者有不少人關注及研究香港藝術史，主辦者發表了一個先導計劃的成果，研究對象為五位活躍於香港藝術圈的策展人及藝術家。黎明海、羅淑敏及李世莊均是獨立的研究者，在單打獨鬥、支持有限及發表困難的景況下，感受到從事有關研究的燃眉之急，在方法論及分期法的探索以外，均感慨良多。理由是研究早應有規模地進行，加上本土視覺藝術家前輩年事已高，口述歷史不能怠慢。黎明海便提到早前離世的夏碧泉先生，生前曾建議給予他大量珍貴的本土創作及研究資料，但黎感到這工作並非他一個人所能承擔，想不到錯過了機會。

陳育強以一個問題來提醒：到底香港藝術史為誰而作？（為研究業積？為市民大眾？為資料庫增加數據？為個人的心得與樂趣？還是為要了解香港史上一個重要的文化發展面相？）與會者都知道有關研究的意義不單關乎香港的視覺藝術，而也是本土的文化交流史，反照殖民管治的一些真相、中英港的政治關係以及社會民生的面相。討論訴說的是從來沒有所謂純粹的香港藝術，也沒有單一的香港藝術史研究法；藝術史向來都須要跨學科的關注、集個案研究、口述歷史、藝術生態考察以及藝術語言的分析閱讀等互相補充、參照。

座談會特設一節「香港藝術史分期法」，討論者為香港電影史資深研究者黃愛玲，社會學家呂大樂，曾跟也斯進行香港文學史研究的陳智德以及策展人何慶基。如此跨科跨藝術界別的交談，關連了一些香港史的大事件。黃愛玲提到香港電影資料館以電影大全（Demography）式進行的電影復修及全面資料砌圖，每十年的分析已進行至一九八○年代。箇中可見一些歷史大事件如何影響香港電影，包括一九二○年的省港大罷工、二戰後的蕭條以及後來的冷戰氛圍。

呂大樂也從他的香港社會研究以及閱讀麥理浩年代港英政府的政治文件，提出跟以一九六七暴動為最具影響及分水嶺的主流意見相反的論據，以及如何不被大眾所接受。他的提點的反思項包括：分期法是如何進行的？目的為何？香港史的分期往往並非時間的直線維度，箇中多有宗主國政治變動的曲折影響。分期是一個權宜法？社會學家便多立分期而目的又為了以論證推翻分期。

何慶基也回應說香港藝術史的分期同樣在乎如何觀察及設計，包括以藝術性格作有意義的分期，並可靈活區分。冷戰、統戰以及殖民時期的香港跟殖民者文化的疏離，也是香港藝術史分期的參考。陳智德除了提出香港文學史相近的發現以外，還補充了文學亦以題材分類進行研究。但跨界別的對話，離不開一個關鍵點：藝術並非完全是社會的反映，香港藝術也並沒有反映在香港社會史的研究裏。



原文刊於《信報》2013年11月12日 。
First published in the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12 November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