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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rticle, entitled 'Critical Cultural Management',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Chinese.)

當搞藝術變成全面向錢看，文化管理也變得膚淺。

今天每當有人提及文化管理時，聽到的都是如何創業、建立品牌、有效宣傳、市場推廣，以及暢順具經濟效益的運作，還有「文化領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催生的思維：金錢、自我中心再加虛榮，已到了入心入肺的階段，而文化管理就好像是如何以最經濟和有效率方法，去落實這些追求。勞勞役役又唯唯諾諾，不知道自己也是在現有文化權力架構內幫手推動某些既定價值，遑論為自身所處的環境、狀態以至文化價值觀作深切反思和批判。

今天我們認識的藝術，是在人類漫長歷史中只有二百多年歷史的新發明，至於藝術工作者作為反叛獨特原創人，在十九世紀特別是中後期始鮮明地成型。上世紀八十年代商業畫廊大舉進攻，加劇了把藝術創作變成投資、炫耀和洗黑錢的工具，整個文化圈的生態也因此大為顛倒。在這種錯亂氛圍下，位處其中的文化管理這中介橋樑，扮演著甄選、演繹和展示的重要角色。在這以優雅品味和思想深度為潤飾，實為市場主導的名利場，可曾考慮這中介人的角色應是怎樣？在這錯亂年代，除了品牌、市場拓展和晉升為文化領袖外，還可有其他有意義的角色？

藝術與公眾的疏離，本來就不應是這樣。什麼時候藝術變成不是給你購藏便是給你崇拜的東西？自有人類文明以來，創意表述早已存於所有族群中，屬人類少數跨文化地域的共通活動。今天大家都忘記了，藝術曾經是社會中每個人無論貧富均可和會參與的活動，它提供表述的途徑，結聚、建立個人和社群的自信和文化身份，透過這些表述活動，培育創意、處理困難和傳遞訊息，把族群賴以生存、維繫社群關係的知識和信念傳遞開去。過去二百多年藝術的意義逐步收窄及扭曲，曾經與每個人、每個族群緊密相連的活動，現都交託予曾受專門訓練的「藝術家」，透過特別中介機制如博物館、拍賣行等去觀賞。這中介機制在上世紀中急速膨脹，更發展成複雜的龐然大物，運作分工亦趨專業化，文化管理這專業亦應運而生。當藝術的內容變得越來越艱深難解和與群眾脫節時，文化機構變成界定、演繹文化藝術的權威，置身其中的工作人員，稍欠反思能力，便會成為依附於機制內的技術員。

從事文化管理，當然明白市場、觀眾、贊助的重要性，這些都是生存的主要工具，但也不要忘記，這都是工具，而不是目的。近年流行策展人，但為自己套上策展人光環前，或許應問問，艱苦經營，為什麼搞藝術？究竟推介的是個怎樣的藝術？對自己、對創作者、對觀眾和社會有何意義？而這些意義，有多少是歷史和權力架構內早先為我們訂定？

以今天文化管理人最喜歡討論的文化機構教育推廣活動為例：究竟你要教育些什麼？你憑什麼可以「教育」人家、基於那種價值？自文藝復興開始出現藝術品的私人購藏，一種集中於形式、技巧和原創者的收藏鑒賞家(connoisseur)的美學開始出現。幾百年來我們的觀賞方法，很大程度都從收藏家語言中借用過來，當我們在藝術館推動教育活動時，可曾反思這問題？

放在眼前的還有直接影響展示藝術的語言。白盒子這不足百年的西方展覽空間模式，先在二十世紀初於柏林、波士頓的博物館逐漸演化，到三十年代的紐約現代藝術館清晰建立這現已成為展覽現代當代藝術的必然模式。但可曾考慮過白盒子空間把藝術品從其處景(context)抽離，引導觀眾純從形式和策展人的演繹來看藝術的偏狹性？當紐約現代藝術館館長巴亞爾(Alfred Barr)套用這可追索至康德的「與世隔絕」觀賞模式時，當時他負責教育工作的助手Victor d’Amico，便對這抽離、迴避處境對藝術的影響的觀賞模式大表不滿，但最終不能影響其上司的決定。至今紐約現代藝術館不單決定了包括遠在亞洲的各地展覽模式，而今天我們普遍認識的現代藝術史內那組合結構，也是由這藝術館所定形。

正因為文化機構對文化藝術的認知有強大影響，文化管理人有道德上、專業上的責任，不停反思、挑戰這些運作模式背後思維和權力組合。二十一世紀文化藝術面對空前的沖擊、瓦解和重新尋求定義，而面對最大的挑戰的，正是文化機構這中介者，欠缺那份思維和批判能力，根本不能在這急劇變化的年代找到一個受人尊重的位置。

除了甘心做個二流的行政管理官僚，文化管理人從來都不是個只求運作暢順的行政工具，而是個向社會演繹、解釋文化藝術，不斷反思、不斷挑戰的中介人。


原文於2016年11月1日刊於《立場新聞》，本文再經作者修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