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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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建造偉大的藝術館？
Oscar Hing-kay HO
at 0:00am on 15th August 2011
(This article entitled “What Makes a Great Art Museum?”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Chinese.)
應新加坡政府邀請，往獅城演說，大會講題是「怎樣為新加坡建造偉大的博物館？」——好一個在亞洲熟得已流於爛的題目。邀請筆者的是前任新加坡美術館館長、現任新成立的國家藝廊總監郭建超。1998年筆者曾在新加坡美術館內策劃展覽，因尊子作品被刪禁毀滅而與他在傳媒上開大片，由本地報刊以至於英文《時代周刊》均有報道。現郭館長既有此胸襟邀請當年曾對他肆意批評的人去表達意見，筆者由衷欣賞也樂意奉陪。至少人家沒有那親疏有別的小器量，單是這包容能力，香港已比不上。
新加坡vs香港
新加坡現時同樣是密鑼緊鼓，為的是要把龐大的前市政廳和高等法院改建成立國家藝廊。和香港的M+一樣，亦計劃在2015年開幕。把歷史建築物改建成為藝術館，過程不見得比重新蓋建場館簡單，觀乎其進度，相信可以準時完成，全面交貨。今次研討會的副題，是探討如何令新加坡特別是這國家藝廊，可以在東南亞藝術圈中扮演領導角色。新加坡政府在文化發展上似有較清晰定位和策略，早為自己在區內訂定文化位置。
被創意企業和文化旅遊所迷惑，亞洲各地均紛紛興建藝術館，競爭也愈來愈大。如何建立優秀的展藏，是巨大挑戰。和香港一樣，新加坡歷史短而且藝術圈子細，蓋建大型藝術館而能有足夠卓越藏品把它填滿實不容易，加上藝術品價格飛漲，倚靠購買來建立優秀收藏，只有阿布扎比那類富貴文化區才有此能力。面對這情況的策略，惟有拓展新的藝術形式（如M+建議展藏包括流行文化），或把展藏對象擴展至香港以外的地方。在構思M+時，委員也曾建議展藏擴張至亞洲當代藝術。新加坡在這方面比香港跑得快，至少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便開始有系統地收藏南亞藝術，現已有相當份量的收藏，有望進一步把新加坡發展成為南亞現代/當代藝術的平台。九十年代香港是把中國前衞藝術帶到全世界的管道，如果我們當時能把握時機進行收購，現在肯定已建立一個區內極珍貴的收藏。
機制失誤vs政府參與
研討會請來藝術史學者，探討把現代主義放在亞洲獨特社會和歷史環境中，如何建立一套自己的語言體系。我們西九文化區還是在搞小學生希望樹、心意卡等連綿不絕的諮詢時，人家已進入深層的美學討論，試圖在西方藝術語言體系外另闢途徑。或許那些官員仍未能深入拿捏這重要議題的內容，但至少也找對了題目。反觀香港，相信我們的官員大都連「重訂亞洲現代主義」這題目是什麼也搞不清，心底真是無限感觸。香港文化界不應是那麼膚淺的，究竟是什麼令我們長期停留在這不長進層面？
問題在於機制的失誤，這失誤普遍出現於亞洲。那就是政府太多參與，官僚文化嚴重左右文化藝術的發展。筆者過往也曾指出，文化藝術講求冒險（當然這冒險是建基於知識和經驗）、個人演繹、不斷的嘗試和突破，官僚機制是講求平穩安全、跟規矩少爭議、不突顯個人而重視集體協商的決定，兩者本質上是互相矛盾的。在某些事務上官僚文化會十分有效，但用於藝術必死無疑。有人擔心政府放權會有失控情況，但放權並不表示放棄監察，只是參與層面停留在大方向的發展和財務的監控，專業運作特別是藝術內容，必須交予專業人士。
官僚文化vs創意文化
本地藝術圈也是個官僚操控的生態圈，以視藝為例，不太差又沒有什麼令人印象特別深的展覽，偶然於海外帶來展覽，挑起點點兒漣漪，曲終人散後又回復半生不死的狀況。開幕酒會仍然繼續，高官仍然出席剪綵拍照，然後高高興興回家，繼續等待着有一天成為國際級文化都會。在不作任何重要改變的保守前提下，試圖追上變化得翻天覆地的二十一世紀國際藝術滾滾急流，簡直是癡人作夢。
新加坡政府似乎較尊重專業界、學術界，官員對文化議題的認知也較深，不過，如果有政治干預或官僚文化持續操控，即使他們有卓越收藏也未能全面發揮其優勢。在演講結語中，面對着台下大堆公務員，筆者指出，官僚文化與創意文化的矛盾必須處理，因為除了優秀藏品外，還要很多很多的東西，才可建造一所「偉大」的藝術館。
（按：這裏得強調，上述的創意模式是從西方發展出來的一套，如果我們可以發展另一套完整、有說服力又能與他人爭鋒的模式，當然是最好不過，但在文化思維貧弱的現存文化建制內，很難相信它有此反思能力，遑論學養和分析力去建立自身的思維體系。）
原文刊於《信報》2011年7月28日
First published in the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28 July 2011.
應新加坡政府邀請，往獅城演說，大會講題是「怎樣為新加坡建造偉大的博物館？」——好一個在亞洲熟得已流於爛的題目。邀請筆者的是前任新加坡美術館館長、現任新成立的國家藝廊總監郭建超。1998年筆者曾在新加坡美術館內策劃展覽，因尊子作品被刪禁毀滅而與他在傳媒上開大片，由本地報刊以至於英文《時代周刊》均有報道。現郭館長既有此胸襟邀請當年曾對他肆意批評的人去表達意見，筆者由衷欣賞也樂意奉陪。至少人家沒有那親疏有別的小器量，單是這包容能力，香港已比不上。
新加坡vs香港
新加坡現時同樣是密鑼緊鼓，為的是要把龐大的前市政廳和高等法院改建成立國家藝廊。和香港的M+一樣，亦計劃在2015年開幕。把歷史建築物改建成為藝術館，過程不見得比重新蓋建場館簡單，觀乎其進度，相信可以準時完成，全面交貨。今次研討會的副題，是探討如何令新加坡特別是這國家藝廊，可以在東南亞藝術圈中扮演領導角色。新加坡政府在文化發展上似有較清晰定位和策略，早為自己在區內訂定文化位置。
被創意企業和文化旅遊所迷惑，亞洲各地均紛紛興建藝術館，競爭也愈來愈大。如何建立優秀的展藏，是巨大挑戰。和香港一樣，新加坡歷史短而且藝術圈子細，蓋建大型藝術館而能有足夠卓越藏品把它填滿實不容易，加上藝術品價格飛漲，倚靠購買來建立優秀收藏，只有阿布扎比那類富貴文化區才有此能力。面對這情況的策略，惟有拓展新的藝術形式（如M+建議展藏包括流行文化），或把展藏對象擴展至香港以外的地方。在構思M+時，委員也曾建議展藏擴張至亞洲當代藝術。新加坡在這方面比香港跑得快，至少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便開始有系統地收藏南亞藝術，現已有相當份量的收藏，有望進一步把新加坡發展成為南亞現代/當代藝術的平台。九十年代香港是把中國前衞藝術帶到全世界的管道，如果我們當時能把握時機進行收購，現在肯定已建立一個區內極珍貴的收藏。
機制失誤vs政府參與
研討會請來藝術史學者，探討把現代主義放在亞洲獨特社會和歷史環境中，如何建立一套自己的語言體系。我們西九文化區還是在搞小學生希望樹、心意卡等連綿不絕的諮詢時，人家已進入深層的美學討論，試圖在西方藝術語言體系外另闢途徑。或許那些官員仍未能深入拿捏這重要議題的內容，但至少也找對了題目。反觀香港，相信我們的官員大都連「重訂亞洲現代主義」這題目是什麼也搞不清，心底真是無限感觸。香港文化界不應是那麼膚淺的，究竟是什麼令我們長期停留在這不長進層面？
問題在於機制的失誤，這失誤普遍出現於亞洲。那就是政府太多參與，官僚文化嚴重左右文化藝術的發展。筆者過往也曾指出，文化藝術講求冒險（當然這冒險是建基於知識和經驗）、個人演繹、不斷的嘗試和突破，官僚機制是講求平穩安全、跟規矩少爭議、不突顯個人而重視集體協商的決定，兩者本質上是互相矛盾的。在某些事務上官僚文化會十分有效，但用於藝術必死無疑。有人擔心政府放權會有失控情況，但放權並不表示放棄監察，只是參與層面停留在大方向的發展和財務的監控，專業運作特別是藝術內容，必須交予專業人士。
官僚文化vs創意文化
本地藝術圈也是個官僚操控的生態圈，以視藝為例，不太差又沒有什麼令人印象特別深的展覽，偶然於海外帶來展覽，挑起點點兒漣漪，曲終人散後又回復半生不死的狀況。開幕酒會仍然繼續，高官仍然出席剪綵拍照，然後高高興興回家，繼續等待着有一天成為國際級文化都會。在不作任何重要改變的保守前提下，試圖追上變化得翻天覆地的二十一世紀國際藝術滾滾急流，簡直是癡人作夢。
新加坡政府似乎較尊重專業界、學術界，官員對文化議題的認知也較深，不過，如果有政治干預或官僚文化持續操控，即使他們有卓越收藏也未能全面發揮其優勢。在演講結語中，面對着台下大堆公務員，筆者指出，官僚文化與創意文化的矛盾必須處理，因為除了優秀藏品外，還要很多很多的東西，才可建造一所「偉大」的藝術館。
（按：這裏得強調，上述的創意模式是從西方發展出來的一套，如果我們可以發展另一套完整、有說服力又能與他人爭鋒的模式，當然是最好不過，但在文化思維貧弱的現存文化建制內，很難相信它有此反思能力，遑論學養和分析力去建立自身的思維體系。）
原文刊於《信報》2011年7月28日
First published in the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28 July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