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評
凝視的逆襲——短評紀錄片《Austerlitz》
黃小燕
at 11:35am on 24th April 2017
電影《Austerlitz》網絡圖片
(This article, originally written in Chinese, is a review of the film Austerlitz directed by Sergei Loznitsa.)
一幕接一幕的定鏡長拍 (long takes),一群一群的如鯽遊人,就這樣構成整套94分鐘的紀錄片。看得我有點「爆炸」。「紀錄片在一個前集中營的紀念遺址觀察參觀的遊人;他們為什麼到來? 又在尋索什麼?」[1] 電影《Austerlitz》如是提問。烏克蘭導演Sergei Loznitsa 如此自述他的創作動機:「前集中營這種地方,在夏季週末能吸引成千上萬的遊人,為的是看看那些焚屍爐,實在耐人尋味。因此,我拍了這部電影。」[2]
導演所說的前集中營,是德國納粹的集中營。香港國際電影節2017不無輕率地把《Austerlitz》中譯做《樂遊集中營》,而在文字介紹上以「談笑風生」形容參觀者,對比集中營的苦難情狀;左一句「樂遊」,右一句「談笑風生」,為導演描畫的被攝者「閒晃」影像背書 (endorsement)。
紀錄片為什麼叫《Austerlitz》?為什麼選上薩克森豪森 (Sachsenhausen) 集中營做為觀察/拍攝游人的場域?導演在電影裡沒有直接交待(觀眾得知是薩克森豪森集中營,是透過片中導遊之口說出來:提到在薩克森豪森會集中營向囚犯施刑套取情報)。「Austerlitz」是地名,是猶太人姓氏,也是德國作家W. G. Sebald於2001年所出版的小說名字。影片片名指向Sebald的小說《Austerlitz》。小說描述居於英國的猶太裔主人公(與小說同名的主人公)原來是1930年代拯救猶太兒童運動(Kindertransport)的倖存者,長大成人後遊歷歐洲大陸尋覓身世。Sebald小說作品的旨趣往往涉及記憶和遺忘,文明的腐敗,並以文學「字療」德國在二戰的創傷。
至於薩克森豪森集中營,讀到台灣留德歷史學者花亦芬2016年出版的《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書中有一章便是對薩克森豪森集中營在德國納粹系統的位置,及其在今天的意義,作了扼要的陳述、分析。這座距離柏林只有八公里(坐電車45分鐘就能抵達)的集中營,由納粹黨衛軍首領亨利.興勒 (Heinrich Himmler) 於1936年擘劃,迅速建造,在納粹時間在德國和波蘭各地興建的15,000座大大小小集中營之中,有其獨特歷史。1. 這是個多功能營房,同時兼做集中營、勞改營和納粹黨衛軍軍營;這裡不單是其他集中營的建造範本,自1938年起,更是德國境內所有集中營的總管理處;也是希特拉作對外炫耀所用。2. 這裡囚禁的除猶太人外,亦包括共產黨員、社會民主黨等政治犯。這個集中營逐步轉型為系統性滅絕猶太人、辛提與羅姆人、以及同性戀者,這些人被視為「反社會」與「怠於工作」而遭大肆迫害。二戰結束時,這裏總計監禁了超過20萬名囚犯。3. 戰後,薩克森豪森集中營由俄軍解放(而這個解放行動本身也相當不人道),更成為東德俄軍佔領區的特別監獄,囚禁納粹戰犯、共犯,以至反對共產黨的政治異己分子。監獄至1952年始關閉。這裡曾被稱為「斯大林在德國的集中營」。4. 1961年東德政府在此設置納粹集中營紀念館,當時佔地面積很小,只占原來營區5%。然東德成立納粹集中營紀念館是為其意識型態服務,旨在昭示「納粹政權是資本主義最終走向法西斯主義的結果」。至兩德統一後,重新開放薩克森豪森紀念園區,同時強調此處曾在「兩個不同時期大規模迫害人命的歷史記憶。」[3]
說回影片,導演問對了問題——「人們為什麼而去? 人們在尋索什麼?」——絡繹於紀念園裡的人頭湧湧,不正顯示苦難歷史給觀光化?回到歷史現場的意義是什麼?可導演給出這樣的以凝視制凝視作為答案,我不肯定能達到他的批判。更確切來說,導演的批判的正當性,恰恰為其電影自身的鏡頭暴力(挑釁)所消解。Loznitsa 的鏡頭比監控攝影機可惡,他不少時候是用中距離框景,加上選擇擺放攝影機的位置,對準人群,兜口兜面,遊人的表清晰可辨。大抵,導演也意識到他的鏡頭暴力,所以把影片調至黑白狀態?而不少時候,遊人亦注意到Loznitsa 的攝影機,只能無奈地朝鏡頭瞟一眼,眼神卻咕嚕:拍罷,我還能怎樣?然後不得不姿態坦然地加以「忽視」。而一幕接一幕(營裡不同位置,沒有字幕說明,從環境辨識,如集中營正門、操場、營房、囚室、施刑場、剖屍室、焚屍爐、紀念館等等)、九十多分鐘大同小異的人流景觀,那些一群又一群的遊人,漸匯成一個面目模糊的集體。電影院內的觀眾在「視覺無意識」下,不知不覺間隨「鏡頭表述」而「認同」導演的視角:遊人不過就是在那裡「閒晃」而已。
儘管我認為導演在影像的呈現有待商榷:他選擇的單線視覺敘事——觀光客的張望、走馬看花——顯得單薄,不足夠支撐他所提出的知性反省,但他的提問卻不可擱置。畢竟,歷史創傷被用作觀光業資源,以至歷史的商品化(如歷史電視劇、電影的氾濫、歷史的主題公園化)都是值得討論的議題。
註釋:
[1] 見:http://www.imdb.com/title/tt6042860/plotsummary?ref_=tt_ov_pl。
[2] 見:http://www.firstshowing.net/2016/first-trailer-for-sergei-loznitsas-concentration-camp-doc-austerlitz。
[3] 花亦芬,〈轉型正義教肓不是愛國教育:薩克森豪森紀念園區「去中心化」的多元歷史記憶〉,《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台北:先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6,頁192-215。藉得一提的是,此書的英文名字:Reborn from the Wounds of History : Transitional Jutice in Germany after 1945 and after 1990,開宗明義把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的兩個時間點——戰後及東西德統一後(冷戰後)——標示出來,說明了冷戰對轉型正義工程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