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評
評卓思穎個展「每每」及「勾犀科實」張康生與楊德銘對談展
黃小燕
at 7:07pm on 25th May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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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
1.《正等待下一輪》,卓思穎的錄像作品。圖片提供:卓思穎
2.《如果那刻來了》,卓思穎的錄像機械裝置。玩劍球的錄像藏在玻璃木窗內,劍球的卜卜聲,似化作氣流,僅能將玻璃窗衝開一條窄縫,打開了又關。圖片提供:卓思穎
3.《勾犀科實》的展覽現場,藝術家兩人的作品混在一起展示。左方為張康生的作品,右方為楊德銘的作品。圖片提供:張康生
4. 張康生作品,實色「字」圖,遠看是圖,近看是字,可層層疊疊成團塊,無從閱讀。圖片提供:張康生
(This article, originally written in Chinese, is a review of the exhibitions ‘Chloe Cheuk: Every Every’ and ‘Outside Forces: Conversation Exhibition by Enoch Cheung and Paul Yeung’.)
2012年在城大創意媒體學院畢業的卓思穎,藉錄映太奇的FUSE駐場計劃,創作新作,二月中在牛棚展出了三件錄像和電子動力裝置作品。展覽題目「 每每」,加上短片循環播放的設定,藝術家要帶出的是「同樣的事情不只發生一次,我們的生活常常陷入不斷回旋,卻無甚進展的死胡同之中」的無力感。
在黑乎乎的展場迎接觀者的,是錄像作品《正等待下一輪》。座地的3呎半乘6呎木板上,錄像投映分為四格,每角畫面是不同的馬路場景。卓思穎把攝影機放置貼近地面的低角度,去捕捉巴士站停下來的大車轆,高頻剎車聲聲聲入耳。每角畫面只能見到停下來的部分車轆,一個視覺上完整的碩大車轆偶爾才會現身。「藝術家在運動清場後重返街頭二十多天,紀錄每個車輪完全遮蔽馬路上遺留下來的抗議痕跡。她利用車輪把佔領區重新連接,不斷地重組,然後再度分離。」
從展場深處,不時會傳來清亮的卜卜聲及開關玻璃窗的啪動聲,攪混著馬路的轟鳴聲浪。劍球與玻璃窗,風馬牛不相及,可這些是藝術家抽取個人經歷轉化而並置起來的。卓思穎佔中期間在夏𢡱村過夜,碰巧上玩劍球的;而示威者衝擊立法會,撞破玻璃門的晚上,她在不遠處。玩劍球的錄像藏在玻璃木窗內,影像䑃朦朧朧的,而劍球的卜卜聲,似化作氣流,僅能將玻璃窗衝開一條窄縫,打開了又關。名為《如果那刻來了》的錄像機械裝置,把劍球能跳出窗外的幻想作為希望的寄寓,可是,現實只有復開復合的徒勞。
掛在牆壁的作品《暴曬》,投射在長鋼管上的,是卓思穎從灣仔富德樓工作室向街下拍攝到的示威遊行隊伍──示威者是糊成一團的。水滴經電子裝置「從天而降」,滴到加熱的鋼管上,瞬即隨吱吱作響的聲音蒸發,那彷彿是飽受烈日煎熬的示威者的呻吟。
每個作品營造的盡是張力、不安氣氛及壓迫感,表露藝術家在後佔領的鬱悶與不安。當中,各種聲音佔主導位置,引發作品的生成。其實,卓思穎亦是聲音掏腰包 (Sound Pocket)「藝術家支援計劃」2014/15年度的受助藝術家,透過探索聲音,探索世界,在藝術路上前行。卓思穎探索聲音表達情緒的嘗試,雖然此刻停留在聲音的象徵層面,卻已為她的創作打開一扇不一樣的門。
光影作坊的「藝術家與攝影師對話系列」第五回展覽,展示張康生與楊德銘﹝兩人都是七十後﹞在過去半年時間多次對談的成果:「勾犀科實」。「勾犀科實」,摸不著頭腦,看到英文Outside Forces,才恍然大悟,玩的是廣東話諧音。暗號式展題在佔領的語境,是兩人向無法證實卻言之䥣䥣的指控──雨傘運動是外部勢力滲透下產生的──挑機。然而,擴大點看,他們認為「勾犀科實」也未嘗不是藝術家與藝術外部──即社會──不得不思考的關係。
在不大的光影作坊展場,兩人的兩組作品混在一起展示﹝不設展品說明﹞,彼此對話與扣連。張康生一組11幅的藍、黃色「字」圖,遠看是圖,近看是字;材料元素全是從網絡流通﹝舖天蓋地的、不管消化與否便轉發﹞的新聞圖文而來。文字及其意思,在重重複複層層疊疊成團塊,無從辨認,因而自我消解;然而圖像還是iconic 的,模模糊糊中仍能判別,有掛上「我要真普選」的獅子山,有學運領袖黃之峰,也有在摧淚煙霧彌漫中高舉雨傘的無名者......。一張張字圖樸素地釘在牆上,四角上的兩吋鐵釘,粗暴地躍紙而出。
從事新聞攝影多年的楊德銘,漸漸產生探索虛構與紀實辯證的念頭;他在「藝術家自白」中,有這樣一則照片故事:「心理學家金柏利.瓦德(Kimberley Wade)在2004年完成了一項心理實驗:瓦德邀請被訪者談談自己兒時的記憶,事前則要求被訪者的家人暗地裡把幾張他兒時的照片交到研究所。研究人員把部份照片修改過,將被訪者的影像放在他從未到過的地方,然後逐張照片與他對談,讓他談談照片中兒時的經歷。研究結果發現,在為期三星期的實驗裡,至少有一半的被訪者,即使面對著被修改過的『虛構照片』,最終仍然能慢慢『回憶』起照片內小時候的『經驗』。」
楊德銘製作了一系列九件採證樣本,九玩考證。採證樣本裡的件文件有圖片、文字和實物,都給編了號。遺下的白手套(旁邊放置比例尺)、破洞玻璃模型、保鮮膜、戴上防毒面罩的年青人照片、野營帳篷新聞照、閉路電視……等等,都似有明確指向;可配上無喱頭的文字,事件「重組」來個急轉彎。「一九六六年六月,毛澤東在『滴水洞』與世隔絕十一天,社會上曾一度眾說紛紜,傳得沸沸揚揚。的確,毛澤東在這『西方山洞』的十一天,是他思緒最複雜的十一天,也是迷一般的十一天。」參觀展覽的看到這段話,誰不會在一頭霧水之際漾開一朵微笑?
展覽用懸案考證為借喻來展開,無論是張康生眾聲喧嘩的字圖拉鋸,還是楊德銘對考證本身──甚麽是真實──的叩問,兩人恣意進行的「創意寫作」(張康生語),無不是對現實所包含的荒誕發生了興趣。
1.《正等待下一輪》,卓思穎的錄像作品。圖片提供:卓思穎
2.《如果那刻來了》,卓思穎的錄像機械裝置。玩劍球的錄像藏在玻璃木窗內,劍球的卜卜聲,似化作氣流,僅能將玻璃窗衝開一條窄縫,打開了又關。圖片提供:卓思穎
3.《勾犀科實》的展覽現場,藝術家兩人的作品混在一起展示。左方為張康生的作品,右方為楊德銘的作品。圖片提供:張康生
4. 張康生作品,實色「字」圖,遠看是圖,近看是字,可層層疊疊成團塊,無從閱讀。圖片提供:張康生
(This article, originally written in Chinese, is a review of the exhibitions ‘Chloe Cheuk: Every Every’ and ‘Outside Forces: Conversation Exhibition by Enoch Cheung and Paul Yeung’.)
2012年在城大創意媒體學院畢業的卓思穎,藉錄映太奇的FUSE駐場計劃,創作新作,二月中在牛棚展出了三件錄像和電子動力裝置作品。展覽題目「 每每」,加上短片循環播放的設定,藝術家要帶出的是「同樣的事情不只發生一次,我們的生活常常陷入不斷回旋,卻無甚進展的死胡同之中」的無力感。
在黑乎乎的展場迎接觀者的,是錄像作品《正等待下一輪》。座地的3呎半乘6呎木板上,錄像投映分為四格,每角畫面是不同的馬路場景。卓思穎把攝影機放置貼近地面的低角度,去捕捉巴士站停下來的大車轆,高頻剎車聲聲聲入耳。每角畫面只能見到停下來的部分車轆,一個視覺上完整的碩大車轆偶爾才會現身。「藝術家在運動清場後重返街頭二十多天,紀錄每個車輪完全遮蔽馬路上遺留下來的抗議痕跡。她利用車輪把佔領區重新連接,不斷地重組,然後再度分離。」
從展場深處,不時會傳來清亮的卜卜聲及開關玻璃窗的啪動聲,攪混著馬路的轟鳴聲浪。劍球與玻璃窗,風馬牛不相及,可這些是藝術家抽取個人經歷轉化而並置起來的。卓思穎佔中期間在夏𢡱村過夜,碰巧上玩劍球的;而示威者衝擊立法會,撞破玻璃門的晚上,她在不遠處。玩劍球的錄像藏在玻璃木窗內,影像䑃朦朧朧的,而劍球的卜卜聲,似化作氣流,僅能將玻璃窗衝開一條窄縫,打開了又關。名為《如果那刻來了》的錄像機械裝置,把劍球能跳出窗外的幻想作為希望的寄寓,可是,現實只有復開復合的徒勞。
掛在牆壁的作品《暴曬》,投射在長鋼管上的,是卓思穎從灣仔富德樓工作室向街下拍攝到的示威遊行隊伍──示威者是糊成一團的。水滴經電子裝置「從天而降」,滴到加熱的鋼管上,瞬即隨吱吱作響的聲音蒸發,那彷彿是飽受烈日煎熬的示威者的呻吟。
每個作品營造的盡是張力、不安氣氛及壓迫感,表露藝術家在後佔領的鬱悶與不安。當中,各種聲音佔主導位置,引發作品的生成。其實,卓思穎亦是聲音掏腰包 (Sound Pocket)「藝術家支援計劃」2014/15年度的受助藝術家,透過探索聲音,探索世界,在藝術路上前行。卓思穎探索聲音表達情緒的嘗試,雖然此刻停留在聲音的象徵層面,卻已為她的創作打開一扇不一樣的門。
光影作坊的「藝術家與攝影師對話系列」第五回展覽,展示張康生與楊德銘﹝兩人都是七十後﹞在過去半年時間多次對談的成果:「勾犀科實」。「勾犀科實」,摸不著頭腦,看到英文Outside Forces,才恍然大悟,玩的是廣東話諧音。暗號式展題在佔領的語境,是兩人向無法證實卻言之䥣䥣的指控──雨傘運動是外部勢力滲透下產生的──挑機。然而,擴大點看,他們認為「勾犀科實」也未嘗不是藝術家與藝術外部──即社會──不得不思考的關係。
在不大的光影作坊展場,兩人的兩組作品混在一起展示﹝不設展品說明﹞,彼此對話與扣連。張康生一組11幅的藍、黃色「字」圖,遠看是圖,近看是字;材料元素全是從網絡流通﹝舖天蓋地的、不管消化與否便轉發﹞的新聞圖文而來。文字及其意思,在重重複複層層疊疊成團塊,無從辨認,因而自我消解;然而圖像還是iconic 的,模模糊糊中仍能判別,有掛上「我要真普選」的獅子山,有學運領袖黃之峰,也有在摧淚煙霧彌漫中高舉雨傘的無名者......。一張張字圖樸素地釘在牆上,四角上的兩吋鐵釘,粗暴地躍紙而出。
從事新聞攝影多年的楊德銘,漸漸產生探索虛構與紀實辯證的念頭;他在「藝術家自白」中,有這樣一則照片故事:「心理學家金柏利.瓦德(Kimberley Wade)在2004年完成了一項心理實驗:瓦德邀請被訪者談談自己兒時的記憶,事前則要求被訪者的家人暗地裡把幾張他兒時的照片交到研究所。研究人員把部份照片修改過,將被訪者的影像放在他從未到過的地方,然後逐張照片與他對談,讓他談談照片中兒時的經歷。研究結果發現,在為期三星期的實驗裡,至少有一半的被訪者,即使面對著被修改過的『虛構照片』,最終仍然能慢慢『回憶』起照片內小時候的『經驗』。」
楊德銘製作了一系列九件採證樣本,九玩考證。採證樣本裡的件文件有圖片、文字和實物,都給編了號。遺下的白手套(旁邊放置比例尺)、破洞玻璃模型、保鮮膜、戴上防毒面罩的年青人照片、野營帳篷新聞照、閉路電視……等等,都似有明確指向;可配上無喱頭的文字,事件「重組」來個急轉彎。「一九六六年六月,毛澤東在『滴水洞』與世隔絕十一天,社會上曾一度眾說紛紜,傳得沸沸揚揚。的確,毛澤東在這『西方山洞』的十一天,是他思緒最複雜的十一天,也是迷一般的十一天。」參觀展覽的看到這段話,誰不會在一頭霧水之際漾開一朵微笑?
展覽用懸案考證為借喻來展開,無論是張康生眾聲喧嘩的字圖拉鋸,還是楊德銘對考證本身──甚麽是真實──的叩問,兩人恣意進行的「創意寫作」(張康生語),無不是對現實所包含的荒誕發生了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