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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議題

- 藝術與社會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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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見的勞動與看不見的語境——在革命時代中觀展
梁寶山
at 4:48pm on 19th August 2019


圖片說明

「偷單車的人」展覽現場。(攝影/Lily Yi Yi Chan,Para Site提供)




(This article entitled ‘Two exhibitions at the time of revolution: On visualizing labour and the disappearance of context’ was originally written in Chinese.)


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示威,從6月初至今已演變成普遍化的反抗運動。示威遊行取代藝術,成為香港人的周末消遣。在這個危急關頭,筆者本來無心再走進任何展場。藝術如何適時介入、又如何進行批判。這才是要思考的問題。


滾燙的6月,我戰戰兢兢地進行了人生的第一次淘寶。輸入電話號碼和地址,還得在手機安裝支付寶,意味著進入被監控之列。因為不熟門路,下單後多番追蹤郵件,在龐大的物流網絡與人工智慧客服之間翻來覆去。我在螢幕這一邊進入了自動系統,與在終端機另一端不知是人還是機械的客服相遇,還稱呼我作「親」。當「選項」與「限制」成為同義詞,跨地域消費的自由感,與自由的消失亦同時碰個正著。



智能橙柱的相關公告。(擷取字香港特別行政區新聞公報)


7月初,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廣東省政府在「大灣區」行動計畫中稱「社會信用體系」將於三年內實施到港。隨後路政署亦宣佈將於市面安裝400枝包括全景攝影機、氣象及空氣監測器,以至5G 網絡與公用wifi功能的智能燈柱。香港政府雖然一再澄清並不會收集市民私隱和行蹤,但缺乏政治認受性的管治,難以釋除數據不會用來進行人臉識別並傳到第三方的疑慮。人智管治,已經不再是科幻片的橋段。

「階級分化」、「剩餘價值」、「生產資料」、「自主性」、「異化」——這些久遺了的老硬馬克思概念,這刻卻在一個題為「偷單車的人」的展覽中,以既幽默又具批判力的方式呈現。同樣出於對勞動的關懷,策展人張涵露沒有停留在這部新寫實電影中的人文關懷,還藉此展現其與後人類世紀的扞格。70年前的工人,窮盡舉家積蓄換來了一部單車(生產資料),以獲得張貼街招的工作(資訊傳播),可惜在物資匱乏的年代,單車迅即被盜。為了保住飯碗,工人惟有鋌而走險,自己也成了單車竊賊。換到產能過剩的今天,「共享單車」堆積如山;資訊平台泛濫,以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為基礎的公民社會,卻被信譽系統架空。人工智慧客服、996.ICU式信息勞動,以至翻牆五毛,都在以光速生產資訊——然而對身在其中的認知勞動者 (cognitive labour) 來說,卻無法產生意義,甚至溝通變成索然無味。展覽聰明的地方,不單在於對作品的選擇,還在於藉著展覽把藝術勞動透明化,甚至締造出蠶食資本的制機。



「偷單車的人」展覽現場。(攝影/Lily Yi Yi Chan,Para Site提供)




「偷單車的人」展覽現場。(攝影/Lily Yi Yi Chan,Para Site提供)


看得見的勞動

展覽以一列掛在牆上的google books書頁作為開端。這些萬中無一的書頁,誤把工人的手部也素描進去。這些有色人種的身體,在標榜「共享」的googleplex內雖是大多數,卻被掛上黃色標籤並定為「高度機密」,因而不能與其他員工一同享用各種福利設施。作為google錄像技師的藝術家安德魯.諾曼.威森(Andrew Norman Wilson),拿著攝影機走到黃色大樓想要結識這些工人,便立即被google解僱。為了重建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威森卻與偷單車的人一樣獲得相同下場。美其名為「外判」的技術員,其實與另一邊廂被隱藏在「機密」底下的賺價勞工一樣朝不保夕。



安德魯.諾曼.威森(Andrew Norman Wilson)的作品《工人離開Google園區》,圖片擷取字「偷單車的人」展覽專刊。(Para Site提供)


跨階層的橫向對照,還見於謝藍天為Para Site員工成功爭取的「福利」——展覽期間畫廊員工每天可以動用214港元的「外賣基金」。因為工作而不能離開崗位,與因為工作而不能靜止不動的勞動者因此相遇,而被白牆關著、以防影響觀賞經驗的藝術勞工,亦因著這扇被敞開的門而被看見。按照馬克思的說法,資本得以從中取利,是因為它想方設法把勞動加以隱藏,增加它的神秘感來提高市場價值。那麼展覽作為一種視覺呈現,正正就是為勞動去魅的方式。而反抗的技術,亦不一定要與人智競爭「先進」。例如常見於藝術物流的運輸和快遞服務,便因為藝術品作為私產的性質而與保安業息息相關。[1] 展覽特別採用了藝術群體「展銷場」的「後勤慢遞」服務。這支由獨立出版人與藝術家組成的團體,利用個人行程的剩餘行李配額運作,寄生在資本網絡上。物流的速度雖然迂迴緩慢,卻讓世界不同角落的人建立起面對面的接觸機會。策展人還善加利用展覽手冊的資源,除了以彩印頁介紹作品,還以粗糙的白報紙,把整個慢遞的出行紀錄以蠅頭小字列印出來。這本被稱為「目錄」的場刊,不單為藝術品作為商品的真身正名,亦同時把原來只是例行公事的紀錄變成遊記。策展人沒有把這些交往當成「表演」來供觀眾消費,而是透過把數據「還原」,來呈現符號資本主義的特質,和隱匿在螢光幕背後的勞動。

這本厚達260頁的場刊,把「慢遞員」的出勤紀錄當成電話簿般印製出來,編碼般的蠅頭小字記錄了旅途中的所見所聞,不再只是沒有意義的管理文件,甚有閱讀趣味。



謝藍天為Para Site員工成功爭取的「福利」——展覽期間畫廊員工每天可以動用214港元的「外賣基金」,每天透過Deliveroo、Uber Eat或foodpanda送餐。(攝影/Lily Yi Yi Chan,Para Site提供)


看不見的語境

相比起可以隨時回應事態發展的藝術空間,博物館即使想要接地氣,卻總是顯得過時。與「偷單車的人」同一檔期,在M+展亭舉行的「境遇——五個人」,選展了拉拉.阿爾瑪雀紀(Lara Almarcegui)、安娜.蒙特富爾(Ana Medieta)、夏洛特.波澤內斯克(Charlotte Posenenske)、李昢(Lee Bul)和馮美華五位分別來自古巴、德國、西班牙、南韓和香港的藝術家的新舊作品,並以「場域脈絡、境地所在」為策展主題,以圖說明「藝術並不是在孤立隔絕的狀態中產生」、展現「藝術與場域、場所及其週遭環境,是恆常在交流對話」。



安娜.蒙特富爾(Ana Medieta)的《無題:輪廓系列》(Untitled Silueta Series)。(Lelong & Co. 畫廊提供)



夏洛特.波澤內斯克(Charlotte Posenenske)的《D系列方管》。(攝影/夏洛特.波澤內斯克,柏林Mehdi Chouakri畫廊及東京Take Ninagawa畫廊提供)




拉拉.阿爾瑪雀紀(Lara Almarcegui)的《香港M+的建築用料》。(M+提供)


筆者非常欣賞策展人不採性別作為詮釋這五位女性藝術家的框架,而以她們對歷史文化語境、城市和建築環境,以至人類的關懷作為切入點。然而,要把五位來自不同文化背境的藝術家並置,策展人卻似乎採取了對差異存而不論的手法,讓作品各自表述。結果反而強化了藝術家作為「物品創作者」,而不是介入者和行動者的角色。李昢的小模型作品,雖然正好與場外仍在建築的M+龐然大物形成戲劇性的對比,甚至是工程一再延誤的自嘲。[2] 而阿爾瑪雀紀對M+建築物料的說明,亦有助觀眾以科學的眼光來審視建築環境。然而,對於需要更多語境說明的作品來說,則難免顧此失彼。如為何蒙特富爾要「深陷泥沼」來療癒文化絕根?在《她說為何是我》中的歷史凝視,如何與當日甚至今日的香港處境扣連?甚至這些作品當中所顯示的媒體與身體的扞格等……均失落於對展品支難破碎式的處理。




李昢(Lee Bul)的作品於「境遇——五個人」展覽現場。《地堡(M. Bakhtin)小模型》。(M+提供)




馮美華1989年的錄像作品《她說為何是我》,不單表現出後過渡期間的歷史失落,更是對六四的即時反應。女主人翁以布矇眼在香港的歷史建築物前游走,既包含中國搖滾樂手崔健《一塊紅布》的denotation,也包含香港和女性在雙重的邊緣位置上對國族和歷史的感知。以視覺的方式來捕捉「觸覺」的感知,更包括藝術家對媒體的邊界和限制的反省。對於近日多宗針對女性示威者的歧視言論甚至侮辱行為,展覽卻無助帶出作品的關聯性。(M+提供)

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示威,從6月初至今已演變成普遍化的反抗運動。示威遊行取代藝術,成為香港人的周末消遣。在這個危急關頭,筆者本來無心再走進任何展場。藝術與行動不是非此即彼,如何適時介入、又如何提出批判,這才是要思考的問題。



註解
[1] 業務包括私營監獄的G4S,曾贊助Para Site展覽。見香港藝術家公會〈藝術,兇金,自主權〉,《目錄》,頁119-132。

[2] 筆者觀展當日,西九M+地盤再次發生事故,演藝綜合劇場和綜合地庫水浸及塌陷。



原文刊於《典藏》,2019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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