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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議題

- 西九文化區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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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街,兩個世界:西九的貧與富
何慶基
at 0:00am on 6th February 2013


(This article entitled One Road, Two Very Different Worlds: The Poor and The Rich of West Kowlo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Chinese.)

一條廣東道/渡船街把西九龍切割成兩個世界:一邊是超級豪宅、地標摩天商廈加名牌購物商場;另一邊是相對而言貧窮的人口密集破舊佐敦油麻地區。在這裡豪宅旁行將會花二百多億元公帑興建低密度綠茵公園、娛樂空間和文化設施。最後走出來的會否是個豪宅群的前花園,或是它們的住客會所俱樂部?這聯想或許不真確,但那裡的環境,確容易予人這印象,即使只是誤解,文化區當局也得認真面對。

要命的是,文化區周遭的富貴空間早已明確地把普羅大眾拒諸門外:豪宅區的高傲設計,包括堡壘式圍牆,君臨天下般與外世隔絕,條條只有汽車沒行人的道路,就是要與殘舊老區清楚割裂,沒汽車者不可進入。貧富兩極近在咫尺卻又差天共地。切割鮮明,好一幅回歸後香港社會的現實寫照。在社會貧富懸殊極端化、怨氣濃烈的今天,文化區有很大機會成為貧富對比的城市標記。而現實是,這不完全只是個視覺上的印象。


西九關我咩事!

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最近在油麻地區的街頭調查,發現在一百名受訪街坊中,有44%市民認為文化區與他們完全無關,認為與他們有關的56%被訪者中,大都是從經濟而不是文化角度考慮文化區與自已的關係,包括因該項目耗用大量公帑,或是可製造就業機會。因可享用文化區設施(包括公園、海濱長廊等非藝術設施)而覺得與自已有關的,佔總被訪人數不足三成。換句話說,逾七成油麻地的坊眾認為,文化區存在的主要目的(提供文化康娛活動)與他/她們無關。*

政府的西九宣傳活動,往往集中青少年人,因為青少年對新事物興趣較大,也較容易組織他們,只要透過幾間願意合作的學校,便能搞個有氣勢的支持大活動。但對人口日漸老化的香港來說,中年或以上的市民,才是需要關注、也是最被忽略的觀眾。調查中反應最冷淡的,也是這群人。在五十位40歲至60歲被訪者中,只有18%的人覺得文化區設施與他們有關,個別被訪者乾脆指出「西九是年青人的事」,或是「不肯定節目內容,是否與50歲以上的人相關」。被訪問的少數族裔,均表示西九與他們無關或根本不知有此計劃,通常只說「我是外勞、我是印度人」後便終止回應。

個別被訪者的評語,也具參考價值。有積極的回應,如「帶旺這區, 增加文化氣息」、「帶來遊客」、「帶動經濟」等,但也不乏反面批評如「用了公帑,但無法惠及基層市民」、「西九可以吸引遊客,但無顧及上中下層需要」、「西九對香港無建設性,浪費公帑及資源」、「政府無誠意,點解我要山長水遠去,佢唔落區問吓街坊?」等。部份反面回應,反映出文化發展與基層間存在嚴重的鴻溝。


文化發展民主化

文化區與豪宅區的結連,尚可透過加強與舊區的通道接駁,配合區內的建築風格帶入草根建築面貌,減弱那「豪宅相關地」的感覺。反而要處理的,是更深層的文化經驗上的鴻溝。

現代社會中文化藝術屬精英小眾活動,在殖民管治中成長的香港,這精英主義傳統更為鮮明。博物館的典雅陶瓷和清幽山水畫,與牛頭角順嫂的生活經驗風馬牛不相及。即使把藝術帶進順嫂的社區,那些平民百姓不明所以的當代藝術裝置,最多只能算是動機良好的一廂情願。就是這巨大鴻溝,令街坊感到力有不逮的自卑,才會在接受訪問時說出自己是「文盲、不懂文化、不知文化區的內容」的話。這種甘心認為自我不足而放棄參與的態度,普遍存在於老一輩身上。新一代卻不會逆來順受,他們會大聲叫喊「即使在你眼中只屬無關重要,但這是我們的歷史、文化經驗,必須予以尊重」。保衛天星運動是這樣的文化宣言,要求確認普通市民的文化經驗。

當今學術界已普遍接受藝術的多元本質,不同社會階層各有其文化表述形式,各有其文化價值,從而出現藝術定義的大解放,令國際藝術界面對理念上的空前挑戰,亦把藝術很傳統的狹隘定義解放出來,更具包容性的接受不同社區層面的文化表述。

西九文化區除基建設計上配合外,更重要是在活動的文化內容上呼應包括基層在內的不同文化經驗,令文化區成為屬於每個香港人的空間。事實上,在構思的西九的「博物館」M+時,把館展藏焦點從視覺藝術擴寬至視覺文化,是要把藝術的定義擴闊,這不單呼應當前國際藝術界的思維,也讓未來M+的操作者有更大空間,包容多元的本地文化。M+重視流行文化,就是考慮到這個首要是為香港人而設的文化區,包括基層在內的所有香港人可以分享的文化經驗。至於如何落實這理想,倒要看文化區當局了。


告別搞大騷文化

文化藝術的階級鴻溝,有其不容易解決的複雜社會因素,例如每天工作十二小時,回家還要煮飯執屋照顧孩子的勞工,怎可能還有時間精力去欣賞藝術?背後的問題比文化區大得多,文化區不能也不應獨力承擔,但絕對可以在其中一些層面扮演顯要的牽頭角色。

最後還是要看整體政策和運作機制如何開放下來,特別是對包括少數族裔在內的弱勢基層。我們的政策制定者,習慣以歧視眼光來看弱勢社群。政策背後往往基於一個非人性的假設,就是貧窮階層需要錢來滿足物慾需要即可,但貧窮階層同樣需要培養自我表達的能力,分享文化欣賞和創作上的歡愉,而他們的孩子,也同樣需要享受色彩的繽紛、音樂的陶醉和創意的表達。不應只寄望文化區提供這些文化經驗,更需要的是透過民間機構,走進普羅大眾的生活中、說他們的語言,表述他們的經驗,而不是把陌生的所謂「藝術」這東西硬加他們身上。

政府更要擺脫那「沿舊路、搞大騷,年底交個靚報告」的文化,切實、全面地專業評估本地文化生態和發展機制上的不足和遺缺,放下什麼「創造世界級都會」的遐想,為整個文化生態的長遠裨益作實際工作,在不同社群內培養觀眾和創作人,只有這樣的一個多元、社區廣泛參與的文化環境,未來西九文化區才不會成為人流稀少的大白象,香港才可以成為文化都會。

*由於資源所限,調查只訪問101人,數據未能有更全面性的精確,但仍具一定的參考價值。

原文刊於《明報》2010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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