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議題

(This article entitled One Road, Two Very Different Worlds: The Poor and The Rich of West Kowlo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Chinese.)

一條廣東道/渡船街把西九龍切割成兩個世界：一邊是超級豪宅、地標摩天商廈加名牌購物商場；另一邊是相對而言貧窮的人口密集破舊佐敦油麻地區。在這裡豪宅旁行將會花二百多億元公帑興建低密度綠茵公園、娛樂空間和文化設施。最後走出來的會否是個豪宅群的前花園，或是它們的住客會所俱樂部？這聯想或許不真確，但那裡的環境，確容易予人這印象，即使只是誤解，文化區當局也得認真面對。

要命的是，文化區周遭的富貴空間早已明確地把普羅大眾拒諸門外：豪宅區的高傲設計，包括堡壘式圍牆，君臨天下般與外世隔絕，條條只有汽車沒行人的道路，就是要與殘舊老區清楚割裂，沒汽車者不可進入。貧富兩極近在咫尺卻又差天共地。切割鮮明，好一幅回歸後香港社會的現實寫照。在社會貧富懸殊極端化、怨氣濃烈的今天，文化區有很大機會成為貧富對比的城市標記。而現實是，這不完全只是個視覺上的印象。


西九關我咩事！

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最近在油麻地區的街頭調查，發現在一百名受訪街坊中，有44%市民認為文化區與他們完全無關，認為與他們有關的56%被訪者中，大都是從經濟而不是文化角度考慮文化區與自已的關係，包括因該項目耗用大量公帑，或是可製造就業機會。因可享用文化區設施(包括公園、海濱長廊等非藝術設施)而覺得與自已有關的，佔總被訪人數不足三成。換句話說，逾七成油麻地的坊眾認為，文化區存在的主要目的(提供文化康娛活動)與他/她們無關。*

政府的西九宣傳活動，往往集中青少年人，因為青少年對新事物興趣較大，也較容易組織他們，只要透過幾間願意合作的學校，便能搞個有氣勢的支持大活動。但對人口日漸老化的香港來說，中年或以上的市民，才是需要關注、也是最被忽略的觀眾。調查中反應最冷淡的，也是這群人。在五十位40歲至60歲被訪者中，只有18%的人覺得文化區設施與他們有關，個別被訪者乾脆指出「西九是年青人的事」，或是「不肯定節目內容，是否與50歲以上的人相關」。被訪問的少數族裔，均表示西九與他們無關或根本不知有此計劃，通常只說「我是外勞、我是印度人」後便終止回應。

個別被訪者的評語，也具參考價值。有積極的回應，如「帶旺這區, 增加文化氣息」、「帶來遊客」、「帶動經濟」等，但也不乏反面批評如「用了公帑，但無法惠及基層市民」、「西九可以吸引遊客，但無顧及上中下層需要」、「西九對香港無建設性，浪費公帑及資源」、「政府無誠意，點解我要山長水遠去，佢唔落區問吓街坊？」等。部份反面回應，反映出文化發展與基層間存在嚴重的鴻溝。


文化發展民主化

文化區與豪宅區的結連，尚可透過加強與舊區的通道接駁，配合區內的建築風格帶入草根建築面貌，減弱那「豪宅相關地」的感覺。反而要處理的，是更深層的文化經驗上的鴻溝。

現代社會中文化藝術屬精英小眾活動，在殖民管治中成長的香港，這精英主義傳統更為鮮明。博物館的典雅陶瓷和清幽山水畫，與牛頭角順嫂的生活經驗風馬牛不相及。即使把藝術帶進順嫂的社區，那些平民百姓不明所以的當代藝術裝置，最多只能算是動機良好的一廂情願。就是這巨大鴻溝，令街坊感到力有不逮的自卑，才會在接受訪問時說出自己是「文盲、不懂文化、不知文化區的內容」的話。這種甘心認為自我不足而放棄參與的態度，普遍存在於老一輩身上。新一代卻不會逆來順受，他們會大聲叫喊「即使在你眼中只屬無關重要，但這是我們的歷史、文化經驗，必須予以尊重」。保衛天星運動是這樣的文化宣言，要求確認普通市民的文化經驗。

當今學術界已普遍接受藝術的多元本質，不同社會階層各有其文化表述形式，各有其文化價值，從而出現藝術定義的大解放，令國際藝術界面對理念上的空前挑戰，亦把藝術很傳統的狹隘定義解放出來，更具包容性的接受不同社區層面的文化表述。

西九文化區除基建設計上配合外，更重要是在活動的文化內容上呼應包括基層在內的不同文化經驗，令文化區成為屬於每個香港人的空間。事實上，在構思的西九的「博物館」M+時，把館展藏焦點從視覺藝術擴寬至視覺文化，是要把藝術的定義擴闊，這不單呼應當前國際藝術界的思維，也讓未來M+的操作者有更大空間，包容多元的本地文化。M+重視流行文化，就是考慮到這個首要是為香港人而設的文化區，包括基層在內的所有香港人可以分享的文化經驗。至於如何落實這理想，倒要看文化區當局了。


告別搞大騷文化

文化藝術的階級鴻溝，有其不容易解決的複雜社會因素，例如每天工作十二小時，回家還要煮飯執屋照顧孩子的勞工，怎可能還有時間精力去欣賞藝術？背後的問題比文化區大得多，文化區不能也不應獨力承擔，但絕對可以在其中一些層面扮演顯要的牽頭角色。

最後還是要看整體政策和運作機制如何開放下來，特別是對包括少數族裔在內的弱勢基層。我們的政策制定者，習慣以歧視眼光來看弱勢社群。政策背後往往基於一個非人性的假設，就是貧窮階層需要錢來滿足物慾需要即可，但貧窮階層同樣需要培養自我表達的能力，分享文化欣賞和創作上的歡愉，而他們的孩子，也同樣需要享受色彩的繽紛、音樂的陶醉和創意的表達。不應只寄望文化區提供這些文化經驗，更需要的是透過民間機構，走進普羅大眾的生活中、說他們的語言，表述他們的經驗，而不是把陌生的所謂「藝術」這東西硬加他們身上。

政府更要擺脫那「沿舊路、搞大騷，年底交個靚報告」的文化，切實、全面地專業評估本地文化生態和發展機制上的不足和遺缺，放下什麼「創造世界級都會」的遐想，為整個文化生態的長遠裨益作實際工作，在不同社群內培養觀眾和創作人，只有這樣的一個多元、社區廣泛參與的文化環境，未來西九文化區才不會成為人流稀少的大白象，香港才可以成為文化都會。

*由於資源所限，調查只訪問101人，數據未能有更全面性的精確，但仍具一定的參考價值。

原文刊於《明報》2010年1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