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另類藝術空間
- 碧波押「人人」考
黃小燕
at 6:55pm on 27th November 2017
圖片說明:
1. 《危樓春曉》劇照。網上圖片。
2. 「人人照相館——全家福攝影」計劃宣傳單張。網上圖片。
3. 1954年《人人為我,我為人人》電影的廣告。網上圖片。
4.《人人》 圖畫週報第一期封面。圖片:黃小燕。
5.《人人檔案》(2014) 展覽現場。網上圖片。
(This article entitled ''Chewing over "Everybody"'' was originally written in Chinese.)
一說「人人」,「人人搬屋」便上腦,不然,就是吳楚帆或梁家輝扮吳楚帆(1993 年電影《新難兄難弟》 )上身,來句慢板的「人人為我,我為人人」。1953年的電影《危樓春曉》,頌揚團結互助,戲裡吳楚帆飾演的士司機梁威,口頭禪「人人為我,我為人人」,一語風行。「人人搬屋」1960年開業,黃藍色宣傳咭片,有那個年代的美藝口味。「人人搬屋」深入民心,1981年一支「搬屋、搬廠、搬寫字樓」的電視廣告,密集式播放,居功至偉,那個年代電視廣告還是威力驚人的。
「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出處
「我為人人,人人為我」是拉丁文格言「Unus pro omnibus, omnes pro uno」(英語:One for all, all for one)的中譯,「這句格言最初源自十七世紀初的波希米亞新教徒起義,後來也成為瑞士聯邦的傳統國家建國格言」,至於它的普及,大體經法國大仲馬(Alexandre Dumas)的《Les Trois Mousquetaires》小說輾轉傳播,「tous pour un, un pour tous」(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是故事裡一夥火槍手所奉行的座右銘。
「人人」不是舶來詞,中國早已有之,解「每人」,引伸泛指所有人,如
《資治通鑒.唐紀》:「人人自以為必死。」
《初刻拍案驚奇.卷十六》:「五人進過了三場,人人得意,個個誇強。」
「人人」原來亦解「對親近的人的暱稱」,例如:。
宋.晏幾道.生查子.關山魂夢長詞:「歸夢碧紗窗,說與人人道。」
董西廂.卷四:「臉兒又清秀,怎不教那稔色的人人掛心頭?」[1]
正當想著「人人」作為暱稱的說法好像只在文學派上用場,便讀到有關利希慎孫女利德蕙寫家族史,對她的大嫲(利希慎元配)的描述:「長房黃蘭芳娘家相當富裕,面形飽滿,身材高大卻纏了小腳,子孫輩按鄉例稱她『人人』,她總是坐在大屋同一椅子上,悶悶不樂。」[2] 利氏家族祖籍廣東開平,「人人」是那裡的土話,似乎是指家族中「有權威的女家長」(matriarch of the family)。
說回朗朗上口的「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做為箴言式譯文,句型、含義俱佳,盡得好翻譯就是「外國話借本國屍還魂」的神髓。那麼,誰翻譯得這樣好呢?我試著沿翻譯大仲馬小說《Les Trois Mousquetaires》的線索去追尋。1907年,伍光建(筆名君朔)譯之為《俠隱記》,《俠隱記》在民國時期一版再版。(此後這小說一般譯為《三個火槍手》或《三劍俠》)。胡適對君朔的翻譯讚譽有嘉:「君朔所用白話,全非抄襲舊小說的白話,乃是一種特創的白話,最能傳達原書的神氣。」[3] 在君朔的譯本,此句譯作:「眾人的事,就是一個人的事」(商務印書館,約1915年版,頁98)。1936年,啟明書局版的《俠隱記》,譯者曾孟浦,此句譯成「助人也即助己,助己也即助人」,有對稱美。
-
左:《人人讀》(第八冊,1938年),右:《人人文學》一至四期合訂本。圖片:黃小燕。
尋翻譯者無功而退,有緣再續。在香港,已成老牌名校的民生書院,1926年創校之時,便把「光與生命」及「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同列為校訓。民國時期留美、歸來後積極投入平民教育運動的莊澤宣,1930年代編民眾讀物,取名《人人讀》,這套知識叢書共出12冊,為中國各地學校普遍採用。我琢磨,「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大抵在民國早期譯出,並有一定流佈。至於這句話戰後在香港全面流行起來,無疑是電影《危樓春曉》成功的普及力量。其實,早於《危樓春曉》,在1952年5月,《人人文學》(Every Man''s Literature)創刊,[4] 走推動嚴肅文學路線,有外國名著翻譯,也鼓勵本土創作,更不遺餘力鼓勵學生投稿。編者在創刊號編後語這樣寫道:「人人文學看起來不像可口可樂而像牛奶,不像口香糖而像餅乾,因此,牠對於飢渴的人遠較消化不良的人來得有利。」大抵餅乾真的不易消化,刊物到1954年8月後便告停刊,共出36期。[5] 《危樓春曉》是苦心孤詣推動粵語片的中聯影業(1952-67)在創業期的代表作。李鐵導演,演員陣容包括吳楚帆、張瑛、紫羅蓮、黃楚山、梅綺、盧敦、黎灼灼等。一屋六伙,社會低層的生存掙扎,未忘互助。我這代是看電視版粵語長片長大的,我沒有成為粵語片迷,也缺乏深探之的興頭。然而,轉念一想,我所知的道德倫理,我所懂的人情世故,不就是從粵語片那些我不以為然的面譜化人生而來的嗎?
《人人》 圖畫週報第一期內頁。圖片:黃小燕。
可以想像,《危樓春曉》大受歡迎帶來了漣漪效應。翌年年尾,大成影片公司掛正《人人為我,我為人人》之名的家庭倫理文藝片上畫。[6] 而說《人人》 圖畫週報(Everybody''s Weekly) 乘這股風潮在1956年刊行,是合理推測。創刊號以揭荷李活色情電影拍攝的秘密和空中拍攝的香港景貌等內容作招徠,輔以其他如小說、明星生活、讀者投稿的漫畫等內容,再加上廣告,輕易填滿薄薄一冊20頁的雜誌。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僅存得第一期,週報的壽命際遇待考。如果正氣的《人人文學》是牛奶,《人人》週報就是「可口可樂」了,毫無懸念。1960年,「人人搬屋」加入「人人」行列。命名忌無特色 (nondescript) ,「人人」雖無甚特色,卻有種親和力。由電影、雜誌、以至搬屋公司間間都叫「人人」,不以跟風、撞名為忤。
近年興講「社區」,帶動「人人」的人氣指數再度飆升?
「人人」近年有回歸跡象?搜尋報紙電子資料庫WiseNews,2000-2009年的十年,「人人為我」出現364 則;2010年至今年10月底 (八年之間),有646則,躍升77%。雨傘運動後,「人人」使人聯想到「傘」,友人說,「傘」下不是站滿人嗎?(雨傘運動期間,粵語片研究會曾在金鐘佔領區放映《危樓春曉》。)說到人多,我較喜歡「俠」字,有自己的意志。
「人人照相館——全家福攝影」計劃展覽現場。圖片:黃小燕。
檔案熱席捲今天當代藝術實踐,成了盛行的創作母題。年輕藝術家李繼忠2014年的創作「人人檔案」,就是衝著「香港政府對於處理檔案文件及棄置本地歷史第一手史料的曖昧態度」,而考掘存檔和歷史的問題意識。至2016年,「人人檔案」由個人的藝術項目發展成一個小夥團,集結藝術家、作家、檔案管理人員和研究員等等,繼續深挖檔案和歷史的糾葛。「人人映像」,2016年成立,用文化社企模式營運,為普羅老人家拍片立傳,以情感記憶建構微歷史。「人人映像」在設計嘜頭時突出當中的「人」字,理直氣壯。他們的項目就如他們的網站般仍在建設中,成績有待觀察。2017年,油麻地上海街的碧波押(CCCD視藝空間)推出「人人照相館——全家福攝影」計劃,由3至9月,碧波押逢星期日化身為照相館,免費為街坊拍全家幅。到9月底相片展開幕,另取名《家源》。綜觀計劃「教條」有餘,批判不足。策展語說:「隨着時代步伐的改變,影樓式微而現今的都市人都以手機為伴,少了與家中老人家交流,碧波押借此項目為大眾留影『全家福』,以緬懷下舊式影樓的時光,也遷就下老人家鍾意全家福呢啲家族儀式,同時也為一家人打開另一個溝通的源頭。希望大家假閒時日多啲陪下老輩,小輩們亦好好了解舊陣時的苦與甘。」先不說「人人照相館」計劃更像服務而非創作,昔日語境消失,懷舊式「全家福」是否有形無神?而展出的數十張照片,三代同堂的,絕無僅有得一張?
旅港大陸學者潘律訪問李繼忠,敏感地向他提問,「我很好奇你為甚麼用『人人』而不是『人民』?」「對我來說,『人人』比『人民』是更加貼近於普通的人。」[7] 李繼忠的回答道出了事情的局部真相,實情是,「人人」早潛伏在李繼忠、你、我的下意識之中。確切地說,「人民」、「群眾」不是香港人的慣用語。在香港,做為社會/政治身份描述,我們用市民或公民;如果指「人群」,多用「公眾」或「大眾」而鮮用「群眾」。(近來讀余英時的回憶錄,他談1949年仍在北京求學時的際會,提到在共產黨治下的「群眾」原來有特定所指:「未入黨團者叫做『群眾』(此詞沿用至今),無論在政治上或道德上都低於黨團員一等到二等(黨員高於團員一等,自不必說)」。[8] 那黨是共產黨,那團是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前身中國共青團]。)
至於「諸眾」(multitude) 這個在台灣受熱捧的學術譯詞,在香港(藝文、學術圈)卻受到莫名其妙的冷遇。忽然想到,把「multitude」譯作「人人」,它的命運會否截然不同?
註解:
[1] 見:http://www.zdic.net/c/a/7/11057.htm。查閱:2017年9月23日。
[2] 引自冼麗婷,《見字如見人》。香港:壹出版,2017,頁210。另詳見:利德蕙著,顧筱芳譯,《香港利氏家族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1,頁39-41。
[3]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台北:遠流,頁148。
[4] 除期刊外,「人人出版社」亦出版平凡叢書、人人文叢、美國問題叢書、蘇聯問題叢書等多種圖書。
[5] http://hongkongcultures.blogspot.hk/2015/06/blog-post_6.html。查閱:2017年10月31日。
[6] 蔣偉光執導,林家聲、芳艷芬主演,阮兆輝是童星。見:http://yuensiufai.com/fm_details.php?id=16。查閱:2017年9月23日。
[7] 潘律,〈歷史焦慮與緊迫:潘律對談李繼忠和鄧兆旻〉。英文版刊:Yishu (Volume 16, Number 4, July/August 2017)。
[8] 余英時,〈余英時回憶錄(三):中正大學和燕京大學〉,《二十一世紀》162(2017年10月),頁116。